量刑实践中的被害人过错考察

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越来越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其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为量刑的关键情节.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专门规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为酌定情节被加以适用,因此,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使得被害人过错在量刑实践中适用失衡,加之被害人过错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西方国家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

西方学者研究发现一些犯罪中被害人是存有过错的 ,对于被害人过错的刑法意义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被害人应分担责任 ;二是认为被害人过错导致犯罪人的应受谴责性降低。按照第一种观点会得出被害人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 ,这是不妥当的 ,比较而言 ,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     

女大学生被害人过错问题研究

刑事被害人学理论认为,性别与被害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性别的差异,女性的生理、心理的特殊性,使她们在被害的种类、性质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在侮辱、家庭虐待、拐卖妇女等犯罪的被害人中几乎大都是女性。因此,我们研究女大学生被害人心理、行为过错及过错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对女大学生被害人过错问题的对策探讨,引起人们的警戒,从而减少女大学生被害的机会。     

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中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研究

犯罪与被害关系中,素来存在着犯罪中心主义倾向。但被害人学、被害人过错研究的兴起以及起因于被害人过错的犯罪现象的大量存在,引发了从犯罪与被害互动角度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被害人过错传统意义上属于酌定量刑情节,本文采用刑法学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的含义,并且所关注的是被害人过错在量刑上的影响。基于互动关系,通过论述被害人过错刑法意义与国外(地区)立法现状,对我国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现状以及问题作思考,并提出被害人过错法定化的可行之路:总则宏观规定与分则具体罪名规定相结合模式。     

论我国被害人过错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被害人过错对量刑之影响为分析视角

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往往是引发犯罪或造成更严重危害后果的重要原因,准确判断被害人过错的有无、性质及程度,对于公正、科学地裁量刑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现行刑法理论孤立地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片面地以犯罪人的主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该判处多重的刑罚,常常忽视了被害人过错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被害人过错情节量刑功能的缺失,导致量刑上的不均衡、不合理,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司法窘境和不公。探讨如何在具体案件中认定被害人过错以及被害人过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对犯罪人的刑罚裁量,力求规范和完善被害人过错情节在量刑中的适用,从而避免＂同案不同判＂,确保量刑的均衡与公正。     

刑事法中被害人过错相关问题探析--以犯罪互动为视角

在犯罪互动过程中,被害人过错往往是诱发犯罪的主要原因。为此,首先应该厘清被害人过错在刑事法中的表达及其蕴藏的法理,然后通过立法将其由酌定量刑情节上升为法定量刑情节,这样将更有利于预防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限制之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与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均有关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以及因被害人方过错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从而使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死刑限制功能.以上文件虽然明确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应遵循“明显过错”“直接责任”“引发”这样的原则,但该原则如何界定,相关部门并未作出细化解释,实践中多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解决.在提倡量刑规范化的当下,遵循类型化思路,归纳提炼“明显”“直接责任”“引发”型被害人过错的界域,对于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的死刑限制功能,具有重大的司法意义.     

许霆案重审判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以被害人过错责任为视角

刑法目标是最小化犯罪的社会成本。以许霆案为例,判处无期徒刑意味着将预防犯罪的责任几乎全部归于犯罪人,旨在以刑罚的强大威慑力维护银行资金的安全,但却不利于激励银行采取措施预防犯罪,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双边预防机制,徒增社会成本。反之,减轻许霆的刑事责任则将预防犯罪的部分责任归于银行,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积极预防此类犯罪,确保ATM系统的正常运行。这既有利于减少预防犯罪的成本,又能促进银行积极改进服务,确保交易安全,为消费者乐见。此乃公众普遍认同该案重审判决的社会经济根源。     

故意杀人罪中的被害人过错问题研究——兼论死刑限制的实然路径选择

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的重灾区,如何阻却故意杀人罪的认定或降低故意杀人罪中的死刑适用将关系到死刑判决数量的减少,被害人过错这一情节则是担当此重任的实然路径选择。对于家庭矛盾引起的被害人自杀这种特殊的故意杀人类型,司法实践仅将被害人过错局限在量刑意义上,事实上屏蔽了被害人意志自由在杀人事件中的支配作用;对于一般的故意杀人类型,司法实践中不规范适用又限制了其效力的完全发挥。因而客观、公正和规范的评价被害人过错是其发挥效力的前提。     

刑事被害人过错如何认定

结合审判实践,试就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责任的特征、认定和适用等实务问题进行探析.     

被害人的辩诉交易权

辩诉交易对某些案件是必要的。但是,若不经被害人同意强行进行辩诉交易,就会违背刑诉的正当目的。为防辩诉交易背离实质公正过分追求形式公正,提升诉讼效率而过度牺牲公正,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并在执法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辩诉交易权,使其与公诉权、辩护权相制衡,以实现各主体间利益衡平。     

论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论述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当事人化逐渐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是否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诉讼中被害人权利是否因当事人地位而得以保障;合理性定位应当如何.     

中国刑事制裁框架的梳理与扩展——以犯罪学为视角的重新审视

随着犯罪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对法治文明的不断探求,中国刑事制裁体系的理论确信和实践运转日显重要。基于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理论的丰富和刑罚内涵的拓展,刑事制裁的框架在中国形成以刑罚处罚、非刑罚处罚和单纯宣告有罪共同构成的刑事制裁体系。犯罪经济学原理奠定了刑罚处罚之外刑事制裁方法的理论基础,其运用是实现刑法谦抑的途径之一。     

刑事被害人救济权的理论基础

有被害必有救济,被害人的救济权不是孤立地楔入法律体系之中的,尊严价值论、报应观念、诉之利益论与现代国家理论分别从伦理学、心理学、诉讼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老年人刑事责任的法律思考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以前,学界对老年人的刑事责任作出了诸多猜想,意图能在理论上重塑老年人作为犯罪主体所应承担有区别于其他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老年人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在责任上应该作出特殊规定。自修正案颁布以来,虽然刑法对老年人刑事责任作出了不少的规定,但仍存在一定问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

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是被害人实体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被害人的对抗性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确立是必要的.考察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害人权利状况,分析我国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权利的具体表现以及立法的缺陷,对被害人对抗性诉讼提出了建设性的立法完善路径.     

论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从我国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入手,具体阐明了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刑事和解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必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刑事和解可以减轻刑事责任,进而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免除处罚的后果。     

论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

就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来看,对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显得薄弱和不足。完善刑事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应打破“先刑事后民事”的传统立法理念,树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观念;确认刑事被害人对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对刑事被害人就追诉对象的犯罪事实所致损失而提起的诉讼法院均应受理;允许对应负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文责”究竟由谁负——基于“文责自负”与“文责共负”的争论

阐述了关于“文责”由谁负的两种观点，结合在出版界引起争论的“文责”是“自负”还是“共负”问题，分析了对于“文责自负”和“文责共负”的认识误区，认为当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出现错误或侵权问题时，作者与出版者或编辑者都应该对作品的“文责”负责，谁都不可能推卸责任，但各自所负的“文责”不是不分彼此的“共负”，而是在分清各自责任的基础上各负其责。在此基础上指出，编辑者要想尽量减少或避免“文责”，就必须恪守职责，严格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