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文学叙事的政治伦理遮蔽与还原——以《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中心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沈西蒙、漠雁、吕兴臣编剧的九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较早的"乡下人进城"作品。《我》的饱受争议与《霓》剧的名噪一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源于二者对城乡日常生活方式差异的不同想象。经由这一文学现象的考察,可见当代城乡差异叙事逐渐剥离阶级、国家意识的遮蔽与替代转向不同身份的生命的"生"的个体差异。"差异"的历史衍义折射了国家、阶级、民族宏大叙事的祛魅以及对生命本体差异现状的正视与回归。透视"差异"衍义的审美经验背后的政治,可知进城的乡下人在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创造一种历史。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

徐德明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当下小说叙述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它对农村与都市之间人的命运的表现,已成为当下小说叙述的亚主流表现方式。小说叙述者代乡下人传达心音,体现其在城市现代化的各种权力关系中挣扎的生存方式。叙述主体的多样性是不同地缘的乡下人进城之差异的表现。这种叙述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乡下人进城的书写构成的对话,将会对重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书写发生影响。“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在当下与历史两个维度上与物质、文化语境展开对白…     

日本文学中成长主题的演变——以《破戒》《斜阳》《挪威的森林》为个案

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破戒》、太宰治的《斜阳》、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分别产生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堪称书写成长主题的经典之作。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基于传统与现代成长小说的差异,从“觉醒——顿悟——幻灭”的成长叙事角度剖析三部作品中主人公各具特色的精神成长,揭示其中成长主题的演变历程,并探讨产生这一变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士绅阶层的近代蜕变——试论《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主题

既有研究多顺应阶级话语,以“地主”和“地主阶级”来指称《呐喊》、《彷徨》中的统治者人物形象,而遮蔽了在其时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中他们本有的“士绅”身份.《呐喊》、《彷徨》生动展现了传统中国士绅阶层的特征,进而深刻反映了这一阶层在近现代社会剧变中分化、蜕变的复杂历程.从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历程,已经构成《呐喊》、《彷徨》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视野下,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这一人物谱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新趋势——以《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为例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是一种以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为叙事驱策,通过虚构化策略再现历史人物人生的创作体裁,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近期的 西方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中。达甘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一起,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再现《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藉此 创设一种另类的“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疼痛与抚摸: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以质朴、粗拙,不假掩饰的浓郁的民间风味的叙事话语,回归日常生活的现场,通过对日常生活表象的呈现,以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触摸到中国城乡社会最细微的质感和肌理,展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背景下中国农民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困境,真切地叙写了刘高兴乡下人进城后在城市中的挣扎、无奈和迷失,凸显了乡下人与城乡伦理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和困境。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论“乡下人进城”小说叙事中的精神“进城”

在“乡下人进城”的小说叙事中，“进城”包含两层喻指：身体“进城”和精神“进城”。乡下人在身体“进城”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进阶。两种文明、两个时空的历史穿越，使乡下人的精神“进城”凸显出精神历险的特征。从精神“进城”的层面看，“乡下人进城”的历史穿越阻隔重重、举步维艰。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湘行书简》可谓《湘行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衍生关系,却分别有着“即时记事”和“延时创作”的不同写作特征.《散记》中呈现了临对不定性命运“固执”担当、求取生存的边地水手形象,却与最初“书简”的陈说颇具差异,体现出能动的建构性.《湘行书简》记存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湘西生命由怜悯到敬、爱的情感更变过程,《散记》中的边地水手则是这一过程中逐渐孕生的生命观影响下的文本“构象”.“构象”过程体现出沈从文希望以原乡生命力补济现代文明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他的生命观可以被视作一个以“命运”、“意志”为边际二维的复调、动态的“连续统”.     

《庄子》重言对《论语》叙事的模仿和超越

从《大宗师》和《天地》中两则重言对《论语.微子》的叙事模仿可以看出,《庄子》部分重言在叙述视角、叙述者类型、叙述情节、叙述人物、叙述结构上对《论语》叙事进行了有意的模仿,但《庄子》重言在对《论语》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叙事。     

《红旗谱》：“红色”革命历史记忆的历史革命化范本

作为一部新中国“红色”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红旗谱》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人物和历史的成长形成了意义的同构。在英雄人格化想象下人物的阶级身份意识步步彰显、清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体现的是一种对于崭新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合法性确证的叙事范本。     

破碎的革命历史叙事——重读孙犁的小说《风云初记》

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是一部革命历史小说,一定程度上受到流行的宏大叙事的影响,但是,整部小说的叙事和结构稍显散漫、局促,给“革命历史叙事”留下了“破碎”和“裂痕”.重读这篇小说可以了解孙犁的“思想和情感”及创作个性,它还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历史、作家个性与主流话语之间紧张又微妙的关系的一个镜像.     

生存的“游离”——高长虹小说《游离》存在主义解读

小说《游离》通过主人公“我”个体生存空间、身份认同和情感世界“游离”的叙事,书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命存在形态。对“我”身体在太原与北京、家庭与社会等居无定所生存空间的叙事,揭示了个体因空间“游离”而产生的生存感受与生命体验的一种“游离”形态。对“我”“平民”身份、“智识阶级”身份认知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叙事,表达个体外部身份认同的“游离”和内部自我感知的分裂。对“我”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叙事,表达了个体情感世界矛盾而复杂的“游离”状态。     

论电视剧《小麦进城》的叙事伦理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小麦进城》讲述了一个农民如何“向城求生”的故事,其叙事张力来自王小麦（乡村）与林家人（城市）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及相通与相融中,剧作的叙事伦理即隐含在这一系列冲突之中。这就是：贤妻良母与浪漫爱情、乡野尊严与城市偏见、草根哲学与教授智慧。王小麦以自己对人生朴素的理解、固执的坚守、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细思之,剧作的叙事伦理还存在着矛盾与偏颇。     

族群记忆的影像重构——羌村镜语：从《羌笛颂》到《尔玛的婚礼》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羌笛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描述了有关民族解放的族群记忆。以金坦密、沙格甲为代表的羌族民众与以董永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构成了被拯救者一拯救者、拯救者一被拯救者的互补关系。而21世纪初拍摄的《尔玛的婚礼》却把民族解放经典叙事消融在族群个体生命体验之中,讲述了当下一位羌族女孩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全球化经济大潮对羌族文化的冲击和羌族人民对族群文化环境的忧虑与困惑。两部电影从二元对立到多元融合的叙事嬗变中,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族群记忆和个体体验的不同向度上,同质异构或异质同构地展示出古老的羌民族历史、文化、生存环境、民族习俗和族群情感。     

试论《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洱《花腔》塑造了葛任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并对其精神的困顿与冲突剖析,揭示了历史伦理对个性的戕害.这种剖析是由多个叙事角度及其带来的多重叙事声响完成的.这种多重角度的叙事,形成了文本独特的"对话体"模式,生发了历史叙事的层层迷雾,进而彻底地消解了历史的崇高意义.     

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修辞性叙事结构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结构主义的叙事结构与对“存在”这一哲学命题的思考相结合。小说采用后结构主义、对话性与内结构、反复叙事等独特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很强的修辞性表达效果,对于小说“存在”这一主题起到深刻的揭示作用。对话性与内结构将作者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渗透于小说之中,结构上的反复叙事进一步深化了“存在”这一主题。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

《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和开篇,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引申出如何看待“文史不分”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问题,以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和限知叙事三个方面对《左传》叙事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辨析;认为《左传》的叙事并非以“文学性”的实现为目的,而是担负“史”的功能,其“文学性”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发生,也是一种解释的迁延;同时,在叙事上摒弃了单一的记事或记言的旧制,以“言事相兼”为手段,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记叙从账簿似的大事记向以写人物活动的历史叙述的转移,将中国史学记叙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史互见的基础上,发见了中国叙事的“由史入文”、“允文允史”的基本特质。     

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地理叙事及其演变

沈从文1930年代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运用地理叙事的手法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情图。对读这三部散文集可发现，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各异其趣：《湘行书简》将绘画笔法贯穿地理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作家的故土情与相思意；《湘行散记》以时光流转为线索，用想象勾连现实，在今昔对比之中显示出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选取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进行定点透视，以点带面，基本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三种差异明显的地理叙事模式，呈现出沈从文在观照湘西时的情感转换与焦点位移：个体→地方→国家。这一演变轨迹，实际上与创作主体的身份变迁密切相关，它表征着不同历史情境下作家内心特定的情感诉求、文化思考与历史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