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逾越与压力——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民族观与节操观

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史学著述的主流倾向。然而,这一话语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别、著述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故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念重新加以审视,对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念详加考析,皆对抗战时期史家抉择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抗战时期《东南日报》的南迁及其出版活动

抗战时期,<东南日报>因受战事的影响,经历了多次迁移,从杭州相继迁至金华、南平、丽水、云和等地.这一时期,其出版活动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报社虽几经播迁,屡遭劫难,但不断重整残局,不断崛起;(二)多方招聘人才,延揽进步文化人,为报社输入新鲜的血液;(三)调整版面,突出军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主题;(四)副刊<笔垒>思想进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着极高的声誉.     

哈尼族的南迁与稻作农耕文化

文章对滇南和滇西南地区哈尼族的南迁作了论述,并指出哈尼族是梯田农耕稻作文化的民族。     

金末女真人南迁与金朝国运

贞祐二年(1214),经过激烈争论,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随后,女真人南渡,这是继太宗、熙宗、海陵之后女真人第四次大规模南迁。南迁女真人集中分布在以南京为中心的河南各地及今天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女真人南迁是在蒙古攻金的形势下被迫进行的,此举虽然增强了河南等地的抗蒙力量,但破坏了北方抗蒙的军事部署,加重了河南等地的民户负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抗战时期的黄陵祭祀典礼

抗战时期,黄陵祭祀典礼逐渐演化为“党国”的新政治文化传统,而且在其进程中出现了国共两党三度合祭黄陵的特殊景象。这一祭祀典礼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党国”构建“党治”与“礼治”融通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上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党国”的祭祀典礼方略并不符合政治民主的时代潮流,黄陵祭祀典礼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动员力与政治整合力。     

略论完颜亮时期猛安谋克的南迁

完颜亮南迁猛安谋克始于正隆元年 (115 6 ) ,是实现其统一中国雄心的一个步骤。南迁的猛安谋克分四部分安置 :第一部分 ,将太祖等四猛安合并为合扎猛安 ,也就是侍卫亲军 ,在中都路安置 ;第二部分 ,将完颜晏等八猛安迁到山东安置 ;第三部分 ,将完颜宗贤家族安置在金的北京 ;第四部分 ,将完颜按答海家族安置在河间府。这四部分南迁的女真人共计约 42万人 ,大大促进了女真人和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以抗战时期为中心

吕思勉的学术思想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但应以真实的历史知识为前提;文化乃国家民族盛衰兴替之本,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吕思勉所表现出的对抗战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乐观和自信,根植于他对历史的深刻体认。吕思勉是一位热情但不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论客家先民在江西的南迁

历代北民南迁途经江西时有两条重要的交通路线：西线的赣江、大庾岭道;东线的抚河、赣东驿道。它们对赣、客、粤、闽四个地区的移民及其语言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客家南迁的“节点”与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打造

结合客家历史文化在迁徙中的“节点”,谈千里客家文化长廊设置之魂,古邑龙川、摇篮赣州、祖地石壁、客都梅州、客埠惠州等,正是不同的节点,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与各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在“移民史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节点”一词,显然在概括历史与今天、中心与边缘、城市与政局、经济形态、乃至权力与个性之间的特质,在支撑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上,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     

从中原人口南迁看闽台姓氏源流

闽台姓氏大多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中原人口三次大的入闽浪潮,正是这种关系的最佳注脚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基本特色

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搏斗的壮丽史诗.本文粗略地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基本特色.     

毛泽东抗日持久战思想解读

毛泽东的抗日持久战思想从中日双方综合国力对比的角度,将民族动员与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融为一炉,并在揭示持久战应对策略的过程中强化了民族动员,从而对激发民族热情,赢得战争胜利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试论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迅速提升是紧密联系的。分析并归纳了其原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抗战建国中的地方司法改革

地方司法改革是抗战时期建国的实际举措,建设独立的司法组织,有法定经费来源是司法独立的必要条件。战时,最高司法当局在组织建设和经费划拨方面有着突破性的制度设计,在国家财政最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最高国防委员会却意外地通过了此前千呼万唤而不得的地方司法经费国库支付的决议。但是,对这个在司法独立道路上的实质进步,地方实际操作中则是窒碍丛生。在此背景下,分析了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频遭阻碍的各方原因,总结了司法改革的多重效果,对此后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诸多启示。     

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充分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国内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国热情高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条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及其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使中国革命力量转危为安,并迅猛发展,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社会发展

抗战时期是中国科技政策发生转向的重要时期,国民政府继承了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欧美模式的科技体制,对科技决策、工业格局、科教布局进行了战时调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进行了科技政策的初步建构;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的科技政策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但二者都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促动了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进程。     

试述台湾少年团在抗战中的宣传活动

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大陆的中华儿女和海外炎黄子孙,包括广大的台港澳同胞都参加了抗战。他们当中,不仅有青壮年,还有老人和儿童。台湾少年团只是活跃在祖国抗日战场上的千万个儿童抗日团体之一,但其抗日活动有鲜明的特点。本文拟通过对台湾少年团在抗战中的宣传鼓动活动的考述,突出台湾少年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再现其爱国精神和期盼祖国统一的心愿。     

论任弼时的抗日持久战军事战略思想

从 1 937年 8月洛川会议后至 1 938年 5月 ,任弼时在参与领导抗日战争的实践中 ,不断地对抗日持久战方针进行深入的思考和阐释 ,丰富和发展了洛川会议关于持久战方针的内涵。尤其是他在 1 938年 1月 ,就将中国抗日持久战的进程划分为“被动防御”、“对峙局势”、“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并且具体预测了各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消长、战场状况的变化以及三个阶段递进转换的关系 ,这种卓越的见解 ,是对洛川会议持久战方针重大而独创性的发展。     

抗战戏剧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深化的可能

抗战戏剧研究已经走过了80年历史,在史料钩沉、戏剧史著、专题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严重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为区域性研究不平衡、剧作家作品研究不平衡、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不平衡。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尤为必要。战争政治是抗战戏剧的文学生态场域,战争规范推动着抗战戏剧的发展,影响着抗战戏剧的叙事,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政治区域,抗战戏剧的繁荣程度和表现形式均有不同。从战争政治角度对抗战戏剧进行整体观照和全盘反思,将会呈现抗战戏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尽可能地避免将历史单质化和浪漫化,从而推动抗战戏剧研究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