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互联网使用日益普遍化，研究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议题。基于2022年农村中老年人数字素养专项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同时，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健康行为、与子女关系融洽程度以及社会地位评价等渠道影响农村中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通过提高社交活动概率、社交活动数量、可支配收入、与子女联系频率与频次以及社会地位评价等渠道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此外，互联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要不断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农村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相关培训，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互联网使用“精准帮扶”政策，进而稳步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城乡间和两性间的比较

多子多福作为一种传统观念在我国影响深远,特别是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生活的满意程度成为热议的话题。选取子女数量对中老年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作为研究出发点,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选取子女数量、受访者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养老保险状况、居住形式以及自评健康状况等作为自变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2)这种影响在城乡和两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相对于城市而言子女数量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大,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最后,针对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满意度在城乡和两性之间的差异化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农村隔代照顾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农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多和“三孩”政策的影响，使农村隔代照顾越来越普遍。文章基于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运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模型研究农村地区提供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日常活动能力障碍和心理健康状况三方面的影响。结果发现，提供隔代照顾对中老年人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在日常活动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两方面均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隔代照顾对女性中老年人的影响比男性更为显著，年龄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日常活动能力方面。因此，在家庭层面上，应合理发挥中老年人在家庭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关注不同年龄段人群身心健康特点。在社会层面上，应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并出台有关中老年人隔代照顾家庭的政策制度和经济补偿措施，发挥农村隔代照顾对中老年人健康更多的积极作用。     

计划生育家庭结构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利用重庆市2017年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人口计生家庭结构特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育龄夫妇为“双独”“独子非独女”与“独女非独子”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2）已有子女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3）已有子女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影响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文章认为有效提高二孩生育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供给和需求层面做好二孩生育的综合配套政策,做到二孩生育及其后期相关成本在不同层面之间得到合理分摊。     

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利用2013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健康资本模型”和“社会支持理论”提出研究假说,分别从情景记忆得分、精神状态得分和抑郁状况得分三个角度探析了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子女照料对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照料强度的增加而有所变化且对女性和中西部的农村失能老年人影响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子女照料可以通过增加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和进行身体锻炼的机会以及提高对子女的满意度来改善其精神健康。因此,有效利用以子女为主的家庭养老资源,构建以家庭照料为基础的多元供给服务体系,有助于提升农村失能老年人精神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龄化”。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转型期子女数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养老影响实证研究——以安徽和四川为例

本文以贝克尔家庭生育决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农户养老效用模型和安徽、四川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对子女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比生活照料对养老影响更加直接,与“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不同,子女数量对老人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子女质量(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影响养老经济支持的关键,生育决策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养老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随着农户对子女数量依赖性降低以及农村养老体系完善,即便生育政策逐渐调整,农村生育率仍可以保持在稳定水平,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收入和经济支持,重视社区养老和精神慰藉,才是转型期改善农村养老状况的有效措施。     

农民养老中子女支持的性别差异研究

基于2012年新疆13个地州市72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养老中子女支持的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在农民养老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总体感觉4个方面,子女支持的性别差异不再是一个普遍现象。子女支持对农民养老的影响,关键是有无子女,而不是子女数量。子女数量对农民养老的影响,是儿子的数量在起作用,女儿数量对农民养老的影响很微弱。新型农保,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养老对子女的依赖。农民养老中子女支持的民族差异,主要体现在汉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之间。相对于汉族农民而言,少数民族农民养老中的子女支持更加传统,即在经济支持方面,儿子作用更大,在非经济支持方面,特别是在生活照料方面,女儿作用更大。     

农村养老性别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寻乌、宜宾、广水、温州农村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村是否存在养老性别偏好以及影响养老性别偏好的因素。养老性别偏好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村人的养老性别偏好呈现差异性,各个地区对于在女儿家里养老的接受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对农村人有深远影响,绝大多数农村人仍然具有较强的养老性别偏好,更愿意在儿子家里养老。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和家庭年收入对于能否接受在女儿家养老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已婚、子女越多、家庭年收入越多的人越不能接受在女儿家养老,表现出更强烈的养老性别偏好。性别、学历和家庭年收入对于更愿意在儿子还是女儿家养老有显著影响。男性、学历越低、家庭年收入越多的人更愿意在儿子家养老,表现出更强烈的养老性别偏好。家庭年收入对于能否接受在女儿家养老和更愿意在儿子家还是女儿家养老都具有正向的影响,这表明了家庭资源对于养老性别偏好的重要作用。     

网络使用、三孩生育意愿与冠姓嵌入——来自成渝地区的证据

基于成渝地区1 812个婚育龄人口样本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使用、子女冠姓多层面综合影响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网络使用不频繁、网络信任度高、认可子女冠母姓、愿意多生母姓子女的群体更倾向于生育三孩；子女冠姓在网络使用和个体三孩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一定的中介调节作用。根据分析结果得出营造积极正向的三孩生育网络环境，以及对同怀异性、子随母姓包容的政策启示。     

“三孩”政策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现行“三孩”政策的推动下，云南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所波动。通过对云南昆明、昭通、临沧和西双版纳4个州市1288名农村育龄妇女的抽样调查，采用交叉表和多元回归模型对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并对其中160名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约一成农村育龄妇女由原来的“从未考虑生育三孩”转为“考虑生育三孩”;不到一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肯定会生育三孩”;超过七成农村育龄妇女明确表示“不会考虑生育三孩”。对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程度较明显的是主观因素，如幸福理念、习俗认同等；影响程度较不明显的是客观因素，如政策引导、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及外流经历等；受制于主观因素“不想生”的人数多于客观因素“不敢生”的人数；“不想生”想法主要源于该群体对个人自由空间、生活品质的追求，“反馈式”养老模式不再占有心理优势，对后代感恩赡养的期待值处中等水平。基于上述实证研究，从国家、社会和家庭层面提出如何推进地方“三孩”政策的宣传与落地、营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以及满足育龄妇女对幸福生活追求的意愿等相应措施。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2003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研究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的影响.发现,子女外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性别分工模式,但是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提高.外出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使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外出儿子对老年父母增加生活照料的可能性更小,促使子女生活照料的性别分工差异缩小;而外出使女儿对老年父母增加情感支持的可能性更大,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情感交流方面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农村中小学女教师职业生涯困境及破解路径

农村中小学校女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自身的女性特质从内部支持其生育两个孩子;家庭人员数量、经济状况和女教师学历层次从外部支持其生育两个孩子。但生育两个孩子也给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带来了职业发展、个人提升、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是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实施带来的遗留问题,也反映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全面两孩政策”形势下的不适。因此,首先需要国家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常规化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其次需要学校按照“全面两孩政策”常规化配置师资队伍,助推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职业发展;最后需要农村中小学女教师在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基础上促进自身职业发展。     

孝贵在顺

我有一个朋友,膝下有一儿一女,儿子教书,女儿经商,两个子女对父母都很孝敬,在衣食住行上对父母很是体贴关怀,平时的零花钱也给了老人不少,但老两口舍不得花,总把这些拿去接济困难的亲友,儿子知道后,心想,钱既然给了老人就     

生计资本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向“全面二孩”政策转型视角

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转型,顺应了抑制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和2016年流动人口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了生育政策转型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对其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在“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二孩”政策下,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有助于促进二孩生育意愿;在物质资本方面,拥有住房反而弱化二孩生育意愿。因此,除了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外,提升流动人口的生计能力,降低住房压力,是改善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有效途径。     

从“单独二孩”政策看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与问题

“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调整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寄予“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厚望。但是,育龄女性作为该项新政关联度最高的目标群体,在“单独二孩”政策制定和合法化过程中几乎处于失声状态,政策前评估基本忽略了这部分人群的立场和利益。当下社会现状和性别关系模式下,“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对女性造成加大潜在的生育保障压力、加重养育照料负担、加剧就业困境等负面影响。“单独二孩”政策引发我们思考性别评估机制在公共政策中的缺席和问题。     

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性别角色态度对城镇育龄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态度越现代,意愿生育数量越少,反之则意愿生育数量越多;和男性相比,性别角色态度对女性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更大。由于中国城镇育龄女性性别角色态度更趋向于现代,这可能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为了推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需要落实各方面配套政策,促使整个社会集体分担育儿责任。     

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从老年人个体生活质素角度来分析子女数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以验证“多子即多福”的观念.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都不显著,基本否定了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更高、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精神状况更好以及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四个假设.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显著影响;城乡仍有子女处于不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低;有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更强;同住、有子女不在婚的城市老年人,其精神状况较差.子女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提供养老资源的方式以及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