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

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元代宗教与元代文坛格局

宗教是元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元代对各种宗教的保护和利用的态度,以及通过宗教对各种文化的接受,决定了元代宗教政策的宽容和含弘性。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的文坛格局,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各种宗教并行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诸如元代文学精神的避世与内敛,全真教和佛教禅宗对杂剧创作的影响,全真教对散曲的影响,禅学、道家哲学及道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金元之际的汴京书写与文化记忆

作为定都汴京的最后一个王朝,金朝在中原度过了最后20年。隋堤、龙德宫、西园、临水殿等寓含兴亡的历史文化空间,使文人产生了以古鉴今的现实忧虑。金亡后,梁园、西园、遇仙楼等景观及金朝故宫,成为幸存文人凭吊故国的经典意象。二代文人和北上文人的汴京书写呈现出诸多新变,体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和变异。作为承载几代人文化记忆的媒介,汴京为金元之际的文学注入了活力,是考察元代文学风格与理论生成的重要窗口。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略论明代文人对元曲元典地位的标举

明代文人通过明初对元代曲家的身份认同和粗略的元曲文学成就认同,初步奠定了对元曲范式性地位的认知基础;尔后经过明代中后期对元曲文学成就、艺术特征的规律性探讨和归纳,明人以元曲风范为参照,形成了稳定的戏曲评价体系,并在实际上树立了元曲作为文学范式的标杆地位.而在文学理论续接方面,元人的戏曲教化论自明初至晚明,一直为明人所蹈袭,“文以载道”的内核一直为元、明两朝文人曲家所共同奉为圭臬.正是通过文学推重与理论承袭,在明代文人的标举之下,元曲最终获得了戏曲史上公认的元典地位.     

元代学术环境与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

20世纪的研究者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包括诗学没有成就,原因是元代学术环境不好,元代尚武轻文,学术不昌明,没有文化。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有很大偏差。元代诗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有三个方面:第一,"文倡于下"的文坛特点,这是认识元代很多问题的关键;第二,元代文人建立了新的大一统观念,一方面是中原文化远被四夷;另一方面,是中原对四夷文化的接受,这使得元代的学术与文化都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这种特点,即所谓大元气象;第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元政府在文化上无所作为,既无促进文化发展的措施,也无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强力干预,元人的文化和文学活动,都是自为自在的,也是自主的,元代文化是在一种自在状态下发展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元代诗学独特的学术品格。元代诗学的学术品格,大致可从三个方面认识:其一,多元性与包容性;其二,圆融性与通达性;其三,既尚思理又重法度。这些品格都为元前之宋、元后之明清所缺少。元代是一个环境宽松的时代,是思想和言论都很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诗学必然是有价值的;元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使得元代诗学具有独特的学术品格。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来看,这些品格是可贵的。     

《典论·论文》与建安文人的事功观念

《典论·论文》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升了文章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是建安时期事功观念在文学领域的映照,也与建安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典论·论文》的文章价值观有其典型意义,但尚未获得时人的一致认同。     

文化认同视阈下金代儒学典籍出版的内在理路

金朝虽然是女真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但金代文化尤其是在儒学文化的发展并不逊于辽宋。其根本原因在于金人对中原汉文化的历史认同,尤其是金代社会上下对儒学典籍的推崇。金统治者文化价值的应然取向、治国理政的实然选择和推广儒学教育的必然需求,共同促进了金代儒学典籍的出版与流通。这对于巩固金人对汉文化的认同意识、催生金统治者的中国国家观念及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是显著的。     

论元曲奇崛的文化特质

我国传统文学观念由于受儒家诗学精神影响,强调"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即使对时政的批评也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了元代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文人地位的下降使之于传统文学精神产生了背离,从而使元曲表现出新的文化特质,即:突破传统的"中和"观念,大胆歌颂人性爱和本能欲望;看破红尘,陶醉山水,皈依佛老;揭露社会的黑暗,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的"蒜酪"风味.     

元代色目文学中的民族文化失语现象

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体失语是元代色目族群文学的特性之一,主要表现在文学品质的汉化、民族个性的趋同、宗教意识的弱化、自我反思的缺失四个方面。失语现象的根源是色目文化与汉文化单向的交往模式,表现在对汉文化的绝对认同、疏离自我文化传统、双重身份的单维化。生活状态的改变、文化形态的差异、边缘身份的困境、多元共融的身份让渡是形成这种交往模式的原因。总体说来,色目文化传统的失语,一方面导缘于西域各民族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与汉文化的宽容态度有关。     

元代底层文化心态对元散曲世俗风格的影响

元代民间生活中求变尚新的底层文化心态渗透到士人的价值体系中,引导着元代士人的散曲创作.这种底层文化心态主要表现为“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和“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反秩序”的文化心理在元散曲中就展现为“反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开放求新的文学创作意识.元代底层民众“主动和解”的人生态度对元代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元散曲具有了娱乐性、解构性的文化特征.民间语汇、世俗化的表达方式和日常叙事手法是元散曲世俗化特征的具体表现.     

元代中华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文学史意义

元代汉族、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高句丽、渤海、回鹘、党项、畏吾儿等多族共居,文化上各族相互涵化,多元文化并存且共同发展,带来了元代经济、科技、民俗、婚俗、文化、文学等方面的特质,受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域商业文化的影响,有元一代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鲜明的独有的特点。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地理交通视角下的五代巴蜀文学生态

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以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逻辑机理与实践展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架构中,表现为明确归属意识和情感趋同的文化认同是一个至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展现了文化认同确立共同思想观念、价值信仰、行为模式和凝铸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力量。基于文化认同,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历史过程中自觉形成了一体性意识和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精神基石。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论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通过南园结社,元末明初岭南形成了一个地域文人集群.通过群体性诗歌活动,南园诗人形成了共同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地域特质,通过家族传承、师门传唱和乡邦传播,南园诗歌实现了代际传承,岭南诗派在岭南成了现实;通过走出岭南,积极参与全国各地各类文化和文学活动,与其他地域诗派展开文学交流,南园五先生传播了岭南诗歌,提升了岭南文人的文化形象,实现了岭南诗派在南国崛起;而南园五先生及南园后学的南园情结,则强化了岭南文人的地域文化认同,也奠定了岭南诗派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唐代文人园林的政治文化意蕴

唐代文人园林既具有私人空间的独立性,又受到公众世界的政治牵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领域。统治阶层凭借政治权利以赏赐与没收的形式对文人园林进行政治介入与干预,士大夫文人则发挥了园林在进仕与退隐中的政治功用,文人园林在统治层的政治掌控下、士人的政治权威认同及政治理想表达中蕴含了政治文化意蕴。这种政治解读,揭示了文人园林长期被遮蔽的政治性,这是当前唐代园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论中国古代文人剧作雅化的审美趣味

基于独特的艺术指向,中国古代文人剧作呈现了雅化的审美趣味。元明以来众多文人剧作家与批评家显示了雅化趣味的理论自觉。雅化趣味具有文词的雅致、韵律的幽婉、句式的妥帖、文人主体意识的凸显等表征。从文化心理、主体意识、文学体制、文化思潮等方面,可以探索文人剧作雅化的深层文化成因。     

明清纳西族文人创作的价值探讨

纳西族是生活于云南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她的东巴文化早已为世人关注,而盛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虽有研究,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选取明代木氏作家群的代表木公和清代旁姓作家群中成就显著的桑映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他们在创作上与中原文学的联系,探讨这一时期纳西文人创作的价值所在。本文认为木、桑的创作价值在于体现了纳汉文化融合的模式之一——人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