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公共性与公共诠释的中国逻辑研究论纲

学理性意义上原本作为政治哲学理论、话语范畴的"公共"、"公共性",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进入诠释学,获得独特的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诠释学资质与功能,是一个需要慎思明辨的新问题。一方面,"公共"、"公共性"本身就是一个随时代变迁、视界转移,其语义本身需要不断诠释的纷争性学术场域。迄今,东西方文化和思想理论依然没有在其深层意义上达成应有的共识。另一方面,除非"公共诠释"的对象及所提出、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方法是全新的,否则,就会因难以获得范式上的自足、自洽性,而无法在诠释学领域立足。此外,现代哲学诠释学所面临着的传统的包括意义呈现的"相对主义",以及因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的争论所引发的"批判性介入"何以可能等诸多依靠自身无法得到最终克服的根本性难题和困境,"公共诠释"在这方面能否以及如何有新的建树?对此,既需要立足观念史的意义对"公共"以及相关问题做有针对性的梳理和辨析,同时更需要对使得"公共"、"公共性"成为可能和现实制度、文化以及整个社会普遍的公共性认知水平和普遍自觉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评判。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中国古典文学诠释的若干理论问题——以《聊斋志异》为研究范例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诠释与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诠释学理论是关于阐释行为的理论科学,探索为何阐释以及如何阐释,在西方经过了认识论、本体论以及本体论之后新进展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作品"被诠释"的原因在于它有内在诠释力与外在诠释力,其"被诠释"的方式主要有语言、心理、历史、文化等,影响古典文学诠释的因素有历史语境、文化环境、意识形态、文学理念、研究者的研究、新材料的发现等。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应采取"二元论"的方法来运用诠释学理论,进而把握诠释现象。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诠释学作为理解的哲学,它对诠释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在理解与诠释的关系考察与阐发中进行的。在诠释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诠释意义的把握和对诠释的态度就体现在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关系之中。本文旨在探讨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主要从五个层面阐述理解与诠释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西方诠释学传统中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也谈艾柯诠释学对翻译的启示

艾柯诠释学涉及到提倡诠释、反对过度诠释、强调诠释的历史之维三个主要论点。本文结合艾柯诠释学论点的局限性讨论了诠释对翻译的影响,得到的启示是:(1)翻译是一种体现动态性,译者因素,开放特征和文化因素的实践活动;(2)全面系统的研究翻译要把文本和文本外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     

孟子经典诠释方法再思考

先秦哲学家孟子在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中,围绕着"言"(文本)、"人"(作者)、"境"(语境)诸关系进行思考,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和"权变"等经典诠释学的方法论原则,与西方诠释学发展历程中先后提出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的"创造过程的倒转"、"对话"、"作者语境还原"和"实践智慧"等理念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的早期萌芽之一.     

安贝托·艾柯反解构的诠释学理论

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依托其符号学理论提出反解构的诠释学理论,在肯定诠释者权利的同时,主张以文本意图为诠释设限,反对过度诠释,并提出了简洁"经济"、一致性与吻合性的文本诠释的标准;认为文本的诠释应在作者、文本、世界、诠释者之间互动中进行。艾柯的诠释学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某些批评家极端的诠释理论是一种反驳,也为当下的文本诠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

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治权力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     

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探析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理学诠释是核心。本文着眼于探讨朱子理学诠释学原则,它分为两部分:经学诠释原则与理学诠释原则。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朱子之理学诠释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从诠释学看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

本文从诠释学的视角对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简称“逻辑学范式”)进行了描述,揭示 了中国的过度诠释传统与逻辑学范式的联系,评述了逻辑学范式的创立者和支持者从梁启超、胡适到现代 派包括数理逻辑学家对墨辩的过度诠释,并分析了沈有鼎后期对逻辑学范式所进行的反思。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诠释学审视中国古代易学

就文本而言 ,古代易学有重文本符号和重文本意义两种倾向 ,从而导致象数易和义理易两种不同的诠释学 ;而易学诠释活动 ,汉唐清代偏重文本本意 ,宋明偏重心理创造 ;从易学诠释学承传看 ,易学诠释是以批判为特色的解构 ,惟有解构才使得易学整合发展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