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意蕴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其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以后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形成了所谓"葛兰西转向".文章以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出发,对其国家学说、有机知识分子理论、阵地战的革命战略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对我国当今国家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等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21世纪中国主旋律影视中"革命话语"的转向研究

"革命话语"作为曾经高度符号化的叙事话语所蕴含的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使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主导话语形态.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社会文化土壤的变化使得"革命话语"开始发生转向.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革命话语"正鲜明地转向更...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创新发展的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大众化研究等,是克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和"失语"状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有效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话语"的认识和理论来源于"为什么话语"教育实践,创新认识和理论必须运用于实践,指导并服务于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统一.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核心革命话语的建构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是中国社会政治话语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是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而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展开多层次的理解与诠释.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手段、目标、前途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话语认知.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认知,逐步勾勒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雏形.以概念史为视角深度挖掘建党初期党的核心革命话语建构,探寻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语境与时代特征,梳理党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贡献与不足,可更好地为当前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基本经验遵循与现实启迪.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及其意义探析

瞿秋白集革命家和文艺家于一身，他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救国救民的热血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铸魂育人的豪情书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他系统翻译并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积极领导“左联”和苏区的文艺工作，强调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及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文化领导权并推行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思想。他的文艺理论与实践，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先河，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转场与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构建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

自觉地对各种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是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理论转场过程中,场外理论必须面对当代中国的审美生活、置身当代中国的审美经验、言说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并将理论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设定为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现实性的内在规定,才能形成总结中国审美经验、阐发中国文艺实践、具有强大信服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生成逻辑、内涵意蕴与路径遵循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指导、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演变、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现实要求的三重逻辑而生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系列党建话语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以"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为基本内涵意蕴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新时代构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为指导、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加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路径遵循。     

人民文艺的建构与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十七年文艺”审美思想史研究之一

"十七年文艺"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特性,形成了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文艺创作不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形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鼓与呼。文艺发展的组织化体现在文艺生产方式的体制化保障,文艺家的体制化,生产资料的国家控制和调配,由此实现了文化统制。作为新中国精神发展的主要形式,"十七年文艺"清晰地烙上了时代政治的印记,以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书写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意识形态教化的有效性,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塑造了系列新人形象,形成了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学经典,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     

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特殊理论景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再审视

美学大讨论是中国当代美学首次出现的大规模美学学术论争,是中国美学强化自身理论话语、塑造自主美学范式的一次重要尝试。美学大讨论肇发于共和国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时期,呈现美学问题与意识形态建设交叠相织的理论景观。美学大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进程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产生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与反思美学大讨论的功绩与不足,对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建设、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艰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地回顾与思考它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有着历史与现实的重大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显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和具体的实践精神,其理论来源具有间接性。毛泽东是真正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得以空前传播与发展,同时也存在着忽视和否定艺术超越一定政治、经济条件限制的文化意义的弊端。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的束缚,开始走向多元多样化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充满差异甚至矛盾,是一场艰难的革命。     

蔡仪美学思想的两重逻辑——马克思主义美学低迷管窥

蔡仪的理论与实践,在不同时期既接近于革命意识形态,又与其有原则差别。但蔡仪运用革命话语系统维护学术地位,经营学术团队,使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在理论实质上,革命话语仅仅是蔡仪美学思想的表层特征,形象崇拜则是其美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形象思维论是其理论逻辑的核心内涵。蔡仪形象思维论的哲学基础是物本论前提下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因此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前苏联美学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批判是错误的。产生蔡仪美学思想的社会根源还在于其布尔乔亚化的生活体验。蔡仪式的逻辑体系与革命话语的矛盾二重性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物本论美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论美学"、"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美学"等美学思潮中有集中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再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在当下学术史评价中仍问题重重。“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形成的话语夹缝,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不仅与此前系列文艺批判运动截然不同,而且在政策制度保障下获得了相对自由的论辩空间,进而在对革命话语的弹性突破中形成了符合自身逻辑的美学话语。除推动美学知识普及和美学人才培养外,“美学大讨论”还奠定了中国美学学科范式的雏形,实现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并催生出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并影响至今。同时,受意识形态的干预及苏联美学话语的前置影响,“美学大讨论”又将马克思主义美学丰富多元的方法论窄化为单一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还在“主客二分”的古典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兜圈打转,既脱离了国际美学的发展潮流,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脱节。“知识话语”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要求的矛盾冲突,是理解这桩美学史案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功过是非的关键线索。     

穿越与激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的理路、方式与方法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创新和理论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的时期,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有力指导和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文化思想由论争走向聚合,文化实践由传统路径依赖走向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契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批判原则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流话语,为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奠立了坚实的话语根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典故、格言、俗语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通过分辨“精华”与“糟粕”、激活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和内涵要素,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时代化科学化品质,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赢得政治、思想、社会的解释力、阐释力和掌控力增添了话语资源,也在深层次促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实现新的转变与跃升。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是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点,是践行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任务.首先,文化自觉,认清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语境.找准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话语体系的定位,客观评价中国发展和中国话语,在改革、发展中辩证地看待“现实的合理性”和“合理的现实性”,丰富中国文化内涵、提倡“中国主义”,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中国形象.其次,理论自觉,在竞争中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领导权.防止理论缺席,增强吸引力和影响力,要有国际文化视野和本土文化立场,用全球性的话语策略阐释中国价值.最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不是一个自我命名、自我确认就能实现的工程,而是一种需要广泛传播,被广泛理解和吸收,在实践中检验和兑现的理论系统.要以现代性、实践性和思想性为基础构建基本理论框架,要突出特色、以新人文精神扬弃旧人文主义,要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以内容创新和传播运营发出中国的声音,在竞争中夺取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     

新实践美学与乌托邦精神

乌托邦一词产生以来,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利用它的词义二重性,分别采取了赞赏和反对的态度,从而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后乌托邦等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既批判了乌托邦的空想主义,又继承了它的理想主义。因此,新实践美学应该批判继承乌托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美学和文艺的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创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和《诗学》《政治学》都从美学和文艺方面开启了乌托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席勒的"审美王国"最为完善地以乌托邦精神描绘了审美教育的美好理想王国——人性完整的人类自由王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以革命和创新的实践观点创建了共产主义审美王国和艺术世界,为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而努力奋斗。新实践美学应该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扬乌托邦精神,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以融合真善美的审美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毛泽东美学思想初探

毛泽东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在中国独创性的运用和发展;是对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化艺术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我们中华民族先进的审美意识和群众的审美需要在理论形态上的集中表现。毛泽东美学思想,不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学艺术发展,都起了有力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他的许多关于文化宣传,文艺问题的论著、演说、通信、谈话、诗词里涉及到审美对象、审美主体各方面,对美的本质、美的形态、审美感受、审美意识和作为审美意识     

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的“守正创新”：理论、路径与任务

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评论上的主要建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重要成果,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成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实践导向与话语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构成了它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坚守人民立场,在现实主义批评精神的坚守与再造中,实现文艺评论“守正创新”的目标与任务。     

简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框架下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中国革命不仅有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动力,同时,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是文化与现实互动的有效过程,革命理念的传播、广泛的群众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等实践都内在于这一过程中,并由此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率先夺取了革命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历史化地观察和分析文化领导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既有助于清理这一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也为探讨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提供了历史的内在视角。     

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在革命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现实语境这三重语境不同的结构作用形势下,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文本为代表的公共政策话语,呈现出一种革命话语取向和公共政策话语取向交互存在的结构化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