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发展权视角下的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

族群发展权的核心要义是保障族群成员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发展而免受侵害、歧视的权利,这是一种基于族群与发展权的内在关联而能够合理证成的权利类型。族群可以划分为自愿族群与非自愿族群,自愿族群成员的自由选择能力与非自愿族群用以维系自身发展与生存的传统都面临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冲击,基因编辑技术对族群发展权的潜在影响可能主要是消解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修复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有限应用于族群,而增强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消解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风险,在现阶段需予以禁止。基因编辑的技术控制路径需要通过多元规范治理予以落实,包括技术规范的自我规训与伦理守则的商谈沟通、国家法的规制、全球层面的法律治理,最终保障族群发展权免受基因编辑技术的控制。     

论我国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的构建

随着基因检测、基因治疗、胚胎干细胞、器官复制、克隆等人体基因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伦理、社会、法律问题,存在毁灭人类的负面影响,而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明显滞后、零星分散、不足以应对科技的风险。如何完善立法,构建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进行避险除害、规范人体基因科技研究、保障人民各项权利已成为当代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我国已有基因科技立法规制现状及不足基础上,从宪法、法律等层次提出构建我国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的设想,并简要介绍《人体基因科技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因循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的特点和水污染治理的不足之处,不难发现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基本路径是以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沟通为基础,谋求技术规范、执法和监测等层面的协作,形成系统的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完备的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立足于大湾区水污染状况,要求加强政府行政协作能力与建立政府间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完善水污染治理法律制度体系与区域环境信息法律机制,实现湾区绿色发展。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

多元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治理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社会资本与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性,是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协同治理的重要资源。但是,传统社会资本逐渐流失与现代社会资本尚未建立双重约束重叠交织的复杂局面,对我国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构成了现实制约。必须通过培育塑造公民生态公共精神、重建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完善协同治理法律政策体系和加速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措施,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实现生态环境的多元协同治理。     

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商业应用的中国立场与制度进路——鉴于欧美法律模式的比较评价

针对生物特征识别信息的唯一识别作用及其经济价值,法律应合理平衡公民数据安全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公共管理效益、个人生活便利之间的多方利益冲突,并同时促进生物识别技术的创新发展。由此,在个人信息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建设中,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有其专门的规则构建路径,包括规范文件形式、文本整体框架、具体规制对象、技术保护要求、技术工具监管等方面。关于生物特征识别信息的收集与应用的具体规则设计,我国制度建构进路应围绕四个维度探讨:一是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化安排;二是规制框架的样本参照方案;三是立法内容的多维规制层面,涉及企业安全责任、市场交易规范、信息主体权利等方面;四是提前的司法救济模式。     

企业境外上市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

企业境外上市场域中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一国主权与他国主权、经济私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三重非传统利益冲突,也产生了跨境数据安全风险。而现行治理则面临着依据有失科学、体系尚不健全、层次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国急需摆脱对“违法—规制”的救济性监管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守法—激励”的预防性治理作为风险应对新路。通过明确数据分类和风险分级制度,构建内部协调和外部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塑造政府高效监测预警、企业规范自我管理的合作博弈生态,强化正当和差异的包容性事前审查,变单向度提高违法成本的惩罚机制为降低企业守法成本、提高企业守法收益的双向激励机制,实现数据安全风险的预防性治理,为企业境外上市提供有力保障。     

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伦理问题研究

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为人类疾病的治疗或预防带来了新方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伦理问题,即安全性问题、人的价值与尊严问题以及基因增强问题等。要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就必须充分认识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本质规定性,深入分析其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严格把控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认真遵循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并切实加强法律规制,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技术的健康发展。     

人脸识别技术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

人脸识别技术是集人脸探测、特征抓取、数据匹配为一体的技术系统,它不仅能够基于人脸面部特征进行身份匹配,还能进行深入追踪。人脸识别技术发展的成熟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满足了人们对便捷和高效的需求,但其作为一项依赖于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的新型智能技术,无边界的应用将使个人信息面临被无限暴露、过度检索和滥用的风险。当下,我国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制尚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文件和规则措施,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经验,提出在“主体—行为—责任”的逻辑框架下,依据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并行的原则,坚持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规制模式,从顶层设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三个角度寻求在人脸识别技术下更合理的个人信息使用模式。     

强化农产品安全重塑消费者信心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使得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和市场信任度急剧下降,对农产品安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本文在深入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信任危机的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指出农产品安全问题要想得到根本性的治理,消费者的信心要想得到重塑,有效的农产品安全治多元治理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是关键,即建立一个确保市场主体激励兼容、信息充分对称,经济责任与法律、社会道德责任共同治理,政府监管主导与社会参与有效协同的多元治理机制。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宪法学视野中的人类基因编辑

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涉及人的尊严、生育自由、科研自由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重要宪法价值,对其展开法律规制必须有相应的正当性基础。对于人类基因编辑目前主要有反尊严论证和自由主义优生学论证两种论证主张。反尊严论证否定基因编辑,认为基因编辑违背人的尊严原则,破坏了人之为人的基础;自由主义优生学论证支持基因编辑,强调保障公民自主自决,要求国家在公民生育自由前保持中立态度。基因编辑对人的尊严究竟是促进还是侵犯,可以以对胚胎未来自主权利的影响为标准在具体情境中进行区分讨论。基因编辑属于生育自由范畴,但是价值体系中的国家保护义务与公共利益等要素都可能构成基因编辑的宪法界限。应当以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指引,同时遵循法律保留、比例原则、民主参与等原则,完善对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法律规制。     

管理结构失衡与制度安排缺失——中国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制度范式思考

制度安排既是假冒伪劣问题的外生根源,亦是假冒伪劣问题的治理工具.当今中国的假冒伪劣问题存在着两个制度安排悖论.全能政府监管模式先天不足,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新型公共治理监管的制度范式具有耗散结构的特征,因而内嵌多元平衡激励机制的官民协同体制是治理假冒伪劣问题的唯一长效治理之道.     

美国基金会的税法规制及其启示

美国基金会的法律规制实践展现出以税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应成为基金会法律监管结构的核心。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对基金会免税资格的认定、税收优惠的条件与内容、内部治理、信息披露与社会监督等方面的详尽而切实有效的规定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以税法规制为核心理念、以制定单行法为主要形式完善基金会的法律监管机制,并重点在认定免税资格、规制利害关系人交易、防止滥用免税地位等问题上推进相应的制度建设。     

近十年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法制比较

澳门与内地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比较接近,但在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公众参与方面却有较大法律冲突.澳门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尤其是与内地在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方面的冲突,以"食品安全至上"为最高理念,以构建食品安全统一实体法规范、在共同参与的国际公约框架内和构建澳门与内地长效食品安全监管合作机制为主,解决食品安全法律冲突.     

我国网络舆论规制初探

网络舆论作为舆论的一种新兴方式,有着自身的特征及发布形式。本文认为,网络舆论的双重性使得对网络舆论进行规制成为必要,具体可通过道德重塑、技术保障、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以及法律规范等方式来加以规制。     

数据挖掘的正当性论述及法律规制路径

数据挖掘作为大数据技术,是信息增值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引擎以及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要求,具有正当性.但其同时产生隐私侵权、社会歧视、利益分配等个人自治以及社会治理难题,引发正当性困境.对此,应构建数据挖掘的法律规制路径,确立"鼓励挖掘—安全保护—平衡协调"相统一的规制目标,完善数据立法以明确数据挖掘规制的规则,选择个人数据主体、数据挖掘主体、政府合作规制的规制方式及规制手段,赋予个人数据主体事后选择权,明确数据挖掘主体的保护义务并落实政府的数据推进和监管职责,以期实现技术与法律规制的互动融合,促进我国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正向规约

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它有着应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类层级。由于超人工智能远超人类的控制范围,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考察可以从其他两个层级展开。从应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引发了信息安全困境、责任归属困境、技术依赖风险以及产业后备军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从通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带来了人机边界模糊、人的存在异化、人的自由异化甚至人类种族终结等问题。对此,要在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层面的智能监管、程序设置与价值规范以及社会层面的伦理设计、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等,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正向规约。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论多元法律体系之公共秩序政策对国际私法的规制

国际私法的发展轨迹,主要是围绕各国私法与多元法律体系的公共秩序政策之对立和统一的轴心波动。国际私法实体规范的范围,包括各国私法、各国专用涉外实体法、"直接适用的法"和国际民商事统一实体法。国际私法冲突的产生、国际私法实体规范的性质以及国际私法的性质均是多元法律体系的公共秩序政策矛盾作用下的结果。厘清多元法律体系的公共秩序政策对国际私法之规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