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反思

人工智能发展给人的主体性带来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思维领域,ChatGPT表现出超强的“类人智能”;在技术领域,智能机器开始替代人类从事技术性工作,造成主客体颠倒;在平台消费领域,智能机器助力人类借助资本对人进行宰制。即便如此,人工智能并不会造成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因为人工智能不具有建构社会关系的能力、不具有感性思维,人工智能系统正常运转无法离开人的参与。从本质上来说,人工智能是人的机体的延伸,是人类实践手段的外化,其被人类运用并对物质世界进行探索和改造,是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起到解放作用的一种工具。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可以自主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人才是主体。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新媒体流行文化中意识形态的隐性线路及问题检视

新媒体流行文化将受众建构成"媒介真实"里各种可能的关系主体与利益主体,影响其生活观念、身份认知、社会态度、实践行为、社群关系和共享信仰,带来受众意识形态认知被代理、社会共同体关系与意识形态实践秩序被解构、信仰取向异化、社会共同基础弱化等潜在问题与风险。以"良善意志"参照系建构、"实用美德"建设、"主体间关系"平衡等显性操作,强化新媒体文化中意识形态共识的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突破意识形态问题的惯常认知心理框架与隐性线路,妥善消解其潜在的矛盾与风险,亦可为新时代互联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一种新思维。     

缺乏知识图谱构建能力的ChatGPT

人类的知识图谱是基于二值化的逻辑框架的,基于这种框架的人类知识归赋活动自然能够在“知”与“无知”之间划出清楚的界限。经由大量语元“预训练”而运作的ChatGPT至多只能做到对人类知识图谱的一种统计学模拟,这就在根底上使得其难以避免“机器幻想”问题。不过,只要对ChatGPT的基础原理与技术极限有清楚的意识,学术界依然可以利用ChatGPT大大提高科研效率。在学术专家给以积极语言提示的前提下,ChatGPT能够在展现具体科研路线图方面成为人类的学术参谋。ChatGPT的出现显然会倒逼我国的学术培养机制更多关注学者宏观知识图谱构建力的培养,并刺激中国的人工智能界开发能够弥补ChatGPT缺陷的通用人工智能产品。     

实践与主体性的关系——一种实践哲学的视角

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要从实践出发,而对于实践和主体性问题的理解,不能仅仅在认识论范式中进行,而更应该在实践生存论范式中进行。把描述性认识和规范性理解有机地结合起来,才可能准确系统地把握主体性问题。实践生存论范式能够系统地建构对主体性问题的理性的和合理的理解。     

ChatGPT视域下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诞生了ChatGPT,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追责困难与伦理失范风险、价值失衡不断增大、技术高度异化等诸多安全风险。因此,本论文试图以ChatGPT为视角,对ChatGPT所带来的优势和弊端进行全面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安全风险进行描述,探索协同治理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途径。要推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必须建立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由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和社会大众组成的“自我治理体系”。然后,进一步强化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数,提高其治理效率,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治理的整体化,以更好的姿态迎接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政治主体性的历时性演进及逻辑建构

政治主体性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一种存在状态。政治主体性大体经由了萌生、压制、高扬、理性发掘四个阶段,政治不断走向文明的基本趋势本质上是政治主体性历时性演进的一种表现。民主政治是政治主体性建构的逻辑起点,民生政治是政治主体性建构的物质承载,公民精神是政治主体性建构的智力支撑,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主体性建构的环境条件。政治主体性建构的过程必然与政治分歧、利益冲突相伴生,在复杂的政治关系场域中,不同政治主体可以通过相互妥协,找寻到利益的契合点,最终达成政治共识,使政治主体性在包容中生长。     

有德行公司的不可信性--兼评弗伦琴和迈的代理理论

公司责任的界定问题是判断公司有无德行的前提。无论是弗伦琴通过赋予公司以成熟的、有理性的人的形而上学地位来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合理性,还是迈(Larry May)认为公司管理人员是公司行为的动因,公司对其员工负有代理责任的观点,都不能从逻辑上令人信服地说明公司能够真正地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与公众利益。换言之,公司只是一个被赋予了模拟人格的、狭隘的理性模子,利润是其各种行动的支配性动机,公司的德行因为自身理性缺乏感情向度而无逻辑的可信度。     

跨界书写与共同主体性建构——以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共同主体性,经历了建构与解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在华韩国流亡文人的个体生命自觉和民族主体性是建构共同主体性的根本前提,而在中国的现代语境则始终是其重要的变数。因为中韩志士面临着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在华韩国流亡文学逐渐表现出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建构的特质。这一建构过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一是辛亥革命和大革命时期,为探索阶段与初步形成阶段,积累了多方面的历史经验。二是全面抗战时期,为成熟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中韩志士作为共同主体参加中国抗战,进而建构交互主体与共同主体性;在文学活动方面表现为同一主题的共同书写以及戏剧文学的创作与共同演出等。在华韩国流亡文学中的交互主体、共同主体性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中韩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亲和性、互动交融性以及共存发展性等特点。     

大众消费中的实践理性——兼论社会学理论中的主体性问题

在大众的消费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实践的理性。从对西方消费社会学反思和批判的角度来看,这种实践的理性既反对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反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划分。实践的理性赋予消费实践以能动性的特征,它在分析上介于高度对象化的意识活动和被压抑的无意识之间,就此而言它是前意识的,这个前意识的能动性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有限的主体性,它并不排除与社会暴力和消极偏见的可能联系。     

价值理性的主体建构性特质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使个人成为个体,有了不同于类主体、群体主体的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理性。个体通过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的活动,展现他的"主体性",而个体价值理性就是在个体发挥"主体性"的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个体价值理性的建构性特质包括从人是建构性的存在、个体是自己价值理性的建构主体、个体在生活活动中建构自己的价值理性。     

论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实质

在20世纪的哲学界,哲学思维中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万能主义盛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较为激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颠覆和解构。哈贝马斯谴责否定真理和主体性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主张对理性、主体性、真理等进行重新定位。哈贝马斯的哲学面向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以语用学为维度,通过实践理性和主体间性来建构其哲学基础,推崇哲学与科学富有成效的合作,他把自己的这一哲学称之为后形而上学。深入分析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实质,是探究20世纪哲学演变的路径和了解哲学方法论朝着21世纪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功能局限、关系嬗变与本体反思：人机传播视域下ChatGPT的应用探讨

文章基于功能、关系与本体的HMC研究框架，对ChatGPT的应用及影响进行反思与探讨。从功能维度看，ChatGPT以“拟人际传播”的形态发挥部分人际传播功能，却无法替代人际交流，其可以无限靠近“拟人化表象”,但仍具有不可克服的固化模式与不可控偏向的风险。从关系维度看，ChatGPT生成的人机关系类型能够提供人际传播无法达成的使用满足，也将扩大伦理风险；AI的社会行动者属性仅存在于现象层面，与人类行动者具有本质差别，人机传播并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关系；人机传播对平台的赋权将加剧数字隐私风险和对用户的控制力，形成“人—AI—平台”三者间的多向控制关系；人机传播以及更大范围的智能传播生态正在构建全新的网络传播逻辑，预示着未来社交媒体文化的终结与连接逻辑的嬗变。从本体维度看，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ChatGPT要求对人的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重思，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人与机器将走上双向影响、边界消融、互为尺度的未来。     

“主体之死”与女性主体性重构——弗雷泽、本哈比和巴特勒之间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

后现代主义放弃理性的和统一的主体,宣告"主体已死",挑战并质疑现代主义的主体解放事业。受其影响,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就是否存在统一的女性主体、如何建构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争议。通过与本哈比、巴特勒等女性主义哲学家的交锋与论辩,弗雷泽颠覆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指出当代女性主体应是具有主体性、差异性和能动性的多元主体,重构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体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观照现代信息文明——以ChatGPT等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

ChatGPT的出现代表了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重要进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更是超越马克思本人所处时代的“新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成为ChatGPT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在“信息文明”之下的借鉴，反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人工智能这一新事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ChatGPT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转变经济基础、重构上层建筑等方面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映照。同时，ChatGPT依托于“信息文明”这一背景，在消除剥削、消除异化劳动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等方面也在新时代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我们也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赋予的人的基本地位，对ChatGPT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要避免在“信息文明”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可能出现的人的“动物性懒惰”、人的“创造性劳动”机会的丧失，以及在人工智能对闲暇空间的占据中可能导致的人的理性基础动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信息文明”,并以之作为ChatGPT的借鉴，促使ChatGPT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人格权的哲学基础探源——理性与身体在人格中的角色变迁及法律意义

在当前关于人格权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将人格权的理论基础追溯至哲学中的理性人格。通过对理性与身体在人格中的角色变迁的研究发现,哲学中的理性人格为平等的法律人格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缺失了对人的全面关照,不能为内容丰富并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人格权提供理论支持。哲学中人格的身体向度将活生生的身体作为主体性要素,并赋予其丰富的内涵,可以成为人格权的根,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均可以从中吸取养分。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看主体性问题

本文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旧哲学的批判和新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中得到启示,认为主体性问题的发生,渊源于近代哲学不自觉的理论思维前提,如何对这一前提做批判决定了人们以何种思维方式思考主体性问题。由康德,黑格尔开辟的理性批判是以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主体性问题,因而必然导致神秘化。应该从马克思确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来解被唯心主义神秘化了的主体性之谜,并将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内涵放到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原则中来理解。     

聊天机器人的法律人格争议与传播侵权责任研究：基于ChatGPT场景视角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聊天机器人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广泛应用于各大领域，并可能引发大量的传播侵权问题。聊天机器人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也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讨论聊天机器人的法律责任必然无法回避其是否具备法律人格的争议，目前主要有否定说、限制说和肯定说三种思想流派争论。依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对传播侵权的规制路径，聊天机器人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适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然而，具有自主学习和强大内容生成能力的大模型ChatGPT的出现，对这一传统规制路径提出了挑战。通过双轨制构建聊天机器人的法律责任主体资格，可以解决我国传统侵权责任的规制困境。针对弱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依旧采用传统侵权责任的规制路径；而对于增强人工智能和自主人工智能这类不可预测性较强且具备一定自主决策能力的聊天机器人，应当赋予其法律人格地位，并建立财产保障、安全技术保障与市场保障机制，以应对传统侵权法律无法应对的挑战。     

广告社会功能新论——以电视广告为例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广告信息的同时,因为进入了电视传媒的公共领域,也就自然地被赋予公共领域的价值规范,并且不得不接受公共领域的诸多影响。因此,在现代消费社会,由于电视广告的影响力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渗透,它作为电视媒介重要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形态,同样也具有表征大众传媒公共领域的功能。对电视广告社会功能的认识,只有以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批判的视角来科学理性地反思电视广告及其受众的公众身份建构的价值,才能寻求其健康持续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