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路径的整合

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实现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的法制路径主要有三条,即行政命令路径、政府索赔路径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这三条路径在生态环境损害补救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冲突。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对我国现有的三条生态环境损害补救路径进行整合是一种必然选择。通过对三条路径优点与缺点的比较分析,基于各路径主导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害关联关系以及生态环境损害的特点、类型与补救路径的联系,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补救的法制路径整合应当以行政主体主导的行政命令路径和政府索赔路径为主,社会主体主导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为必要补充,并对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加以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学理反思与法律建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为弥补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缺失而创设的一项新型环境治理制度。对于这一制度的完善,在学理层面,应当理清相关法律争议,形成理论共识。政府作为索赔主体,其请求权基础或正当性来源与其说是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不如说是其环境监管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事责任的新型环境法律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当定位为"弱权行政"下的行政法律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相同的功能和诉讼请求,未来可以考虑将两者整合并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在实践层面,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及时修改相关法律,出台司法解释,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化,同时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保险、赔偿资金管理、案件会商等配套制度,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法律属性与检视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是绿色发展理念下实现环境保护的新举措,是创新政府环境行政监管职能、夯实污染主体修复责任的有效途径.赔偿磋商兼具私法化的外观形式和公法化的内在机理,契合行政契约理论的基本构造.但在实践中,赔偿磋商机制尚未完全达到设计初衷,政府的绝对优势地位限缩了污染主体合理抗辩空间,磋商双方地位的平等性、协商的合意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需要寻找柔性化解决方案,平衡磋商双方的利益关系,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进而彰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实质意义和功能价值.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我国行政约谈的理论基础及法治化

行政约谈是近来在价格管理、税收征管、安全生产、食品卫生等监管领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新型而富有成效的行政执法方式,是将民主、协商、服务等观念引入行政法中的产物。现行的行政约谈制度存在有违法设定法律责任、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等问题,需要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对其进行法治化构建。在行政约谈制度的法治化构建中,规范制定、事项设定、实施主体、约谈程序以及救济的法治化是构建的重点内容。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关于环境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的规范依据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和生态保护法的规定之中。这些规定宣示性多于实效性、指引性多于操作性、分散性多于系统性，由此导致行政救济机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行政处理过程中政府干预明显、权威环境侵权鉴定机构缺失、相关行政部门之间缺乏协作等。对此，应增强行政救济机制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实效，构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环保机关积极进行良性软干预的环境纠纷行政救济机制，强化软干预能力，从处理机构专门化、人员专业化、方法多样化等方面寻找强化路径的方法，引导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人进行理性诉求。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的耦合——法社会学分析视角

文章在分析环境侵权民事纠纷救济分流控制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对这些纠纷进行救济的行政救济机制与司法救济机制之间的耦合问题.认为两大机制之间存在纠纷分流障碍、行政救济机制的输出缺乏司法监控和两大救济机制的纠纷处理模式衔接存在非对称性等问题,并就如何强化两大机制之间的耦合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     

论环境行政不作为的控制机制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资源也不断遭到严重破坏,其根源往往就是由于政府和环境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造成的.环境执法中行政不作为的有效控制需要采取多层面的法律对策:强化责任行政,提高现代政府对环境行政不作为的自我约束;推动公众参与,实现公民环境权对环境行政不作为的民主制约;健全司法救济,完善司法权对环境行政不作为的最后监督.由此,建立起责任行政、公众参与、司法救济三维一体的制度体系作为控制机制来监督和约束环境行政不作为,规范环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以达到依法行政的良好状态.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社会资本参与“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然而,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替代环境行政机关的独特作用,厘清二者的功能边界并规范其交互行为尤为必要。既有研究多基于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协作与制衡的宏观视角,无法有效应对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中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受阻、利益协调机制缺位、参与程序失范与回报路径规范程度不足等实践困境。对此,兼顾现代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共性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个性,从畅通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构建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参与程序与优化回报路径等四重维度探求环境行政机关与社会资本之间动态的复杂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行政执法中的公共警示法律问题探析

公共警示是一种产生拘束力的事实行为,可能导致特定主体的权益遭受重大损害,其作为实施行政执法权的一种方式,受依法行政原理的约束.公共警示应由具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做出,并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确保实质正当,以实现公益维护与私益保障之间的平衡.如有违背,利益受影响之相对人可通过结果清除请求权、国家赔偿请求权和行政补偿请求权获得救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行政契约属性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法律属性在学理上存在争议,主要有"行政契约论"与"民事契约论"两种观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性质应当是行政契约,因为磋商协议各要素符合行政契约的识别标准:在主体要素层面,磋商协议的赔偿权利人是行政主体;在目的 要素层面,磋商协议以实现环境公共利益为目的 ;在内容要素层面,磋商协议的内容包含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判定磋商协议为行政契约属性的功利价值在于能够通过磋商协议的履行提高环境治理效果,降低司法诉讼成本.     

论大部制改革的行政生态与建构路径

大部制改革要求按照一定的原则与标准,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行政职权相对集中起来,交由一个行政部门统一行使,以解决行政职能交叉、部门林立、执法扰民与行政低效等问题。作为一种行政执法体制创新,它必须契合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才能获得新生,因此,应以系统的思维考察其行政生态环境,通过建立内外兼修的行政系统以及内外能量交换与沟通网络,以摆脱传统行政职权配置与运行的路径依赖。     

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成本的控制路径探微

我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较高的国家之一。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不仅会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阻碍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会降低行政管理的效益,损害政府的形象。因此,有效控制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的基本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必然。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路径选择是:树立效益观念,强化成本意识;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会关系;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财政支出;推行电子政务,建立网络政府;弘扬经济理性,重塑企业化政府;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     

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制论析

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活动中的重要依据。但长期以来,少有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在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既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还扰乱了行政管理秩序,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势在必行。     

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制论析

其他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执法活动中的重要依据.但长期以来,少有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因此在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既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还扰乱了行政管理秩序,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势在必行.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征用的法制构造——兼评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

政府应急征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征用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与案例梳理发现,应急征用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不足。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顶层理念,在征用阶段遵循约束与激励并重,厘定征用主体、完善征用程序、补足激励措施。在补偿阶段恪守效率与公平兼顾,确定补偿主体与利益范围、保障补偿程序公正高效、公平协商制定补偿标准。在保障措施中坚持权力与责任均衡,强化行政主体的责任配置、建立多元征用监督机制、设计梯次征用救济程序。     

论行政抵抗权的实现

行政抵抗权,不仅仅是道德的号召,更是法律的承诺.虽然其既有宪法上的理论依据,也有行政法上相关制度的支撑,但行政抵抗权目前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仅仅是推断出来的应然权利,而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实然权利.对于自身合法权益正遭受侵害或侵害威胁的普通民众来说,行政抵抗权,应是一种利益表达的特殊方式,其不应消释在以维护稳定为基本内容的传统行政执法模式之中.确立行政抵抗权制度,不但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权利、规范相对人行为,而且可以约束行政机关执法行为,同时也是对我国传统权利救济机制的充实和完善.     

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定位、内涵与建设

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行政协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厘清地方政府“行政协商”的定位、内涵与建设的方向等问题有助于制度建设的深化.从定位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具有两个层次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协商民主.从内涵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部门;第二,行政过程从“任务型行政”向“协商型行政”转变;第三,行政目标兼具社会性目标与政治性目标.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地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与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地方政府“行政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论政府隐性违法导致群体性民事纠纷的救济——以“滨海花园小区”配套费退费纠纷为例

在以往房地产经济占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时期,政府相关部门隐性违法的事件屡见不鲜。政府隐性违法的原因是监管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地方保护主义、集团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其产生机制与政府放权密切相关,行为表现却有别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其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群体性民事纠纷救济问题也成为法学界的疑难杂症。     

论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行政指导是政府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行政指导在我国的实践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完善关于行政指导的法律法规建设 ,防范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异化 ,提高行政指导的透明度 ,把握行政指导行为裁量判断的约束力度 ,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指导责任机制 ,完善行政指导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