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视角下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与治理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但致贫返贫风险的长期存在威胁着来之不易的减贫成果。为巩固脱贫成果,防止家庭因风险返贫,本文着重分析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逻辑关系,包括协同性风险、异质性风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家庭能力不足、家庭负担重、风险防御能力不足三方面发现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形成机制,提出从加强家庭减贫内生动力建设、增强帮扶政策有效“输血”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条路径防止家庭贫困脆弱性发生。     

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研究

当前山西省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区和政策全面接续期。通过对国家和山西省市相关政策文件和研究资料的分析，对山西省11地市抽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政策规划、体制机制、参与主体和资源要素四个方面，厘清了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推动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即制定前瞻性政策规划，强化政策统领作用；创新体制机制，接续提升治理效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格局；加快城乡融合，破解资源要素困境。     

内生与外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防贫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未来5年要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能,切实建构防止返贫的治理体系,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证明,关于贫困现象的认知,有村庄内生的穷人认知体系和外生的贫困认知体系两种差异化解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错位""越位"的"悖论性"政策实践,进而降低乡村振兴衔接防贫治理效能。在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促进脱贫地区村庄内生和外生融合发展的长效性防贫治理制度体系,切实增强脱贫地区的发展动能,才能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脆弱性与农村长期贫困的形成及其破解

当前,我国农村长期贫困是一种脆弱性贫困。由于农村农户脆弱性程度较高而导致的承受冲击能力较弱的事实,实际上就是隐藏在我国农村长期贫困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而社会排斥与脆弱性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制定消除农村长期贫困的基础性政策,应从消除社会排斥的层面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这样,在保证扶贫成果的同时,既可以保障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和提升扶贫投入的有效性,更能有效防止农民群体脱贫后的返贫问题。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理论与实践逻辑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理论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统一于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促进农民增收是二者衔接的基点。在实践逻辑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可分成“巩固”和“拓展”两个阶段,应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五位一体”机制：在乡村产业发展维度,做好产业扶贫政策同“产业兴旺”目标衔接;在乡村生态文明维度,做好易地搬迁生态修复、生态扶贫政策同“生态宜居”目标衔接;在乡村精神文明维度,做好扶智扶志政策同“乡风文明”目标衔接;在乡村社会治理维度,做好驻村帮扶政策同“治理有效”目标衔接;在乡村民生保障维度,做好“两不愁三保障”政策同“生活富裕”目标衔接。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论治理文明——兼论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文明意蕴与行动自觉

广义上的治理文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从事各种管控活动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称。狭义上的治理文明主要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国泰民安、繁荣富强，从事治国理政所取得的进步状态与进步成果的总和。治理文明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视角和深层逻辑，具有历史性、多样性、传承性、发展性、可塑性、结构性、层次性、互鉴性的特点。依据治理的构成要素，可以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治理行为、治理绩效等方面对治理文明进行评价。治理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亮点，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蕴含着新型治理文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时代的治理文明在高水平上起步，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明的行动自觉。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产业振兴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基于A县产业扶贫实践的考察

产业兴则百业兴。发展产业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不仅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的根本手段,更是推进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当前,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适时总结脱贫攻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产业扶贫经验对促进产业振兴异常重要。乡村产业的良性运行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保障,更是推进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有鉴于此,对A县产业发展逻辑进行总结,发现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应提供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和服务供给等,而市场应提供生产原料、价格指导和产品供给等,只有明确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责任与边界,才能促进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A县的产业扶贫实践为有效促进产业振兴提供了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在此背景下,科学、合理地评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意义重大。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我国的贫困治理现状及党中央的战略规划和决策部署,从产业发展、生态建设、文化建设、乡村治理和民生改善五个维度构建了“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内容包括“十四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拓展以及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三个方面,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     

银行竞争与银行体系脆弱性

在不完全市场,由于风险的转移,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的存在,竞争往往使得银行业更易于破产。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势必要增强竞争,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竞争可能加剧银行系统的脆弱性,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如何能兼顾这两方面,使得竞争能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带来的脆弱性最小,是政策制定当局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教育与科技在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中的困境与对策 ——以皖北乡村景区为例

教育与科技是巩固脱贫成果工作的重要途径.通过对皖北教育与科技运用现状和该地区扶贫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皖北地区教育与科技巩固脱贫成果工作中存在的困境因素,提出完善产业结构,重塑经济运营身份、拥抱新型农产品营销模式,加快皖北经济发展.提出从基础教育、高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政策支持等方面促进皖北乡村景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皖北脱贫及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脆弱性地区返贫风险防控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党中央为贫困地区设立了五年过渡期,这既是为了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是为了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但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容易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加剧生态脆弱型贫困地区的返贫风险.突发环境事件与生态型贫困互为因果,在生态脆弱地区采取的生态扶贫措施的延续性不足可能引起突发环境事件,从而出现返贫的现象.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构建环境返贫预警机制,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强化脱贫人口自身能力建设,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大力减少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等策略,进而消除因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返贫风险.     

西部农村地区脆弱性贫困的金融支持研究

以返贫为主要形式的脆弱性贫困的治理已成为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新课题. 利用宁夏农村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正规金融对宁夏农村脆弱性贫困的支持现状,结果表明,正规金融、财政扶贫资金对农户脆弱性贫困的治理作用并不显著,而社会资本则对脆弱性贫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正规金融对教育、自然灾害等负向冲击的直接平滑作用大于间接平滑作用,直接平滑作用力度大小依次为: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状况和自然灾害. 因此,提出了重构与宁夏因地制宜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的金融减贫主体架构并重新整合地区减贫金融的增、存量等对策,以期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农户的脆弱性承受能力并降低农户的脆弱性孕造频率.     

激励相容视角下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偏差及防范策略

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存在着激励相容约束，激励相容是实现农民群众个体目标与政策预期目标双赢的必然选择。激励相容性不足使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出现诸如政策冲突、政策多余、政策负效力、道德风险以及政策问题选择不当等多种偏差。因此，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传统习俗、群众诉求等因素对政策激励相容的影响，在切实保障农民群众政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赋予政策足够的时空弹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或建立诱导性的激励机制，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将其行为引导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来；建立完备的乡村治理政策评估体系，对乡村治理政策运行过程及包括激励相容性在内的政策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估，以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政策激励相容。     

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内源扶贫重要论述包含激励贫困者"弱鸟先飞"、培养贫困者能力和共享扶贫政策红利三个核心主题,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行动指南.重庆市巫山、彭水、开州、涪陵、江津、荣昌6个代表性区县的贫困治理,依然存在基础条件不优、致富底气不足、造血功能不强、输血通道不畅等影响激发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的因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贫困治理质量,促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要聚焦贫困治理共同体内生动力,在教育上弘扬美德,增强脱贫主动性;在培育上倾斜资源,增强脱贫行动力;在组织上夯实基础,增强脱贫自发力;在产业上科学规划,增强脱贫内生动力;在长远发展上,增强脱贫持续力.建立健全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脱贫体制机制,切实摆脱"意识贫困""能力贫困""治理贫困"和"机会贫困".     

乡贤能人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与问题规避——基于乌兰察布市和兴安盟的田野调查

我国全面脱贫任务完成后,如何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理论探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和兴安盟依托乡贤能人带动农牧民生计提升案例的分析发现,面对惠农政策和资金下沉过程中的政府行政成本高、目标契合度低、村民自主能动性差、外来企业重利淡情等问题,实施乡贤能人带贫治村,释放能人效应成为乡土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适应性选择。但是,能人治村可能并行“精英俘获”现象,导致资源获得的“马太效应”,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存在着二律背反困境。基于此,应通过夯实多元利益联结的治村格局,完善系统精准的监督评估体系,重塑公开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激发有序参与的主体意识,提高国家自主性、再造地方公共性、激发农民主体性,破解能人治村治贫的实践困局,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宋代的政权治理及其当代借鉴——以控制论为视角

宋代政策工具制定和实施的关键是控制主体(君主与各级官吏),强调控制主体(各级官吏)的选拔、任用、监察与考核,而管制、协调、服务政策等工具则依据控制客体(民众)的行为而制定和实施,旨在达到有序、高效与和谐,实现长治久安。在政策实施的控制过程中,重视负反馈、前馈机制和市场反馈调节。宋代政策工具控制系统对当代的借鉴主要有:治国首先必须治党、治吏;综合使用协调、服务、管制政策工具;重视反馈机制的作用,达到治理控制综合效果最优。     

区域公共治理中的政治协调的梗阻与政策路径

区域公共治理过程中,单一中心治理带来的政治协调的障碍主要在于: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区域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区域公共治理绩效评估的梗阻.从政策系统分析主要是三个层面原因:政策主体上,政府利益自利性侵蚀公共性;政策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缺失;政策组织上,科层结构导致传导机制扭曲.要消解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梗阻,选择或创新区域公共政策的政策工具、运行机制和政策过程,主要在于构建区域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体系、建设开放性区域公共政策体系、创新区域公共治理模式.     

论社会发展规律的运行机理

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客体运动规律性质，又具有主体活动规律性质，是客体运动与主体活动的统一，因此其运行机理应从客体运动即自然史前提与主体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两大机制要素分析。社会发展规律是在人的活动的诞生过程中扬弃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起始运行，并以自然界运动规律为本体论前提的。在实践活动中，超生命需要形成的必然性是社会规律运行的最终动力和源泉；社会主体的创造性选择和以生产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规律运行的现实基础要素。     

工具赋能与价值失控:技术化社会治理问题解构

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使社会治理进入更迭变动期,技术的多方嵌入不仅重塑了行业格局,也把社会治理推入了多中心的技术依赖困境当中.看似更为开放与共享的治理场域也频频出现治理主体与客体的虚拟性与模糊性问题,社会治理的多变性风险愈发凸显.目前,由于技术价值的二重性,工具性赋能的社会治理在缺失完备配套规则下可能会产生多重价值风险,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