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的政府治理：基本逻辑与实现理路

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负担过重一直是教育界的未解难题。以政府治理为切入点，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的政府治理存在着治理理念更迭、治理主体裂解、治理方式单一、治理成效甚微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学业负担的认知模糊、治理观念分歧、治理过程中相机避责、过分追求政绩等。对此，义务教育学业负担政府治理应秉持认识先行的理念，全方位了解学业负担内涵，以多元主体联动共进形成减负合力，以法德结合思维形成刚柔并济的负担治理结构，通过跟踪监测构建全方位的政策执行机制。为促进政府更好地治理义务教育学业负担，需形成学业负担政府治理的理性认识、构建学业负担整体性人际治理机制、打造纵横交错的政府治理格局、建立负担治理的长效监测体系。     

学业负担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路

学业负担是典型的多因单果问题,从其丰富的内涵及形成的机理看,应着眼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协同”的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治理应凸显“政策高地”作用,承担规范治理导向和构建政策保障体系的责任;社会的治理应注重“舆论阵地”作用,承担健全舆论机制、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责任;学校的治理应夯实“治理基地”作用,承担自主变革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以有效治理学业负担的责任。由此形成政府“法治”、社会“德治”和学校“自治”的“三方协同、三治联动”的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综合治理体系,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的社会规约与国家治理——基于英、德、美三国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代福利国家迅速发展，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就是福利国家可以在客观上起到的社会规约功能。英国工业化早期的济贫法体系，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保险立法，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界分等都具有很重要的社会规约功能，不少还具有社会强制性。但是，俾斯麦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规约而进行的社会保险立法为欧美绝大多数国家所逐步借鉴和采纳。在客观上，西方福利国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规约效果：通过福利国家能够实现对人口、信息、人口流动、国民财富等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的社会规约和社会再分配。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社会规约和整合功能，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所借鉴，只是需要对其具体方法做一定的优化和改进，进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庆市社区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庆市社区改革是实现城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为继续推进大庆市社会治理改革的深化,应当从经济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人本价值取向三个维度建立社区服务绩效评估体系,通过绩效评估进一步规范社区服务,培育壮大社会组织,提升大庆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和谐大庆。     

论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书评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通过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必要的理论剖析、现状审视、路径探索,提出采取实体上消解农村三大社会纠纷、程序上完善农村多元解纷机制、宏观上深化农村法治县域实践的策略,以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该书通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独辟蹊径的见解,为我们展示了农村基层治理内在的实质与应对方法,是一本在解构农村法治问题、建构治理模式、指明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作。     

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价值与建构

程序正义是衡量城市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法与步骤实现公众的生态权利。由于认知水平、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专业化程度等原因,城市生态治理中仍存在程序正义不足等问题。实现城市生态治理的程序正义,需要承认多元正义观、深化公众参与、规范生态治理、推进生态制度建设。推进程序正义,需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     

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和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跨边界社会问题扑面而来,封闭式分割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城市治理现代化需求,城市治理陷入碎片化悖论之中。整体性治理是在不改变行政部门基本框架的基础上,通过体制创新和工具创新来实现跨边界社会问题联动治理的新模式,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上海长宁区社会治理大联动模式经验,总结出理论与现实的逻辑契合性,对该模式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智慧城市治理的“去碎片化”进程。     

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

新中国成立至今,治国理念呈现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发展轨迹,内在蕴涵两种价值理念的转向：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失重向平衡转换;二是社会管理导向从重视生活质量向关注社会质量转换。引自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逐步嵌入于这两种转向过程,同时,其也为诠释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不应忽视社会质量取向,应在个体实现与社会发展互动统一的视域下,建构以增进社会团结和社会信任为价值基础,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联动治理：市域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新时代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变革与重塑,具有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表现为纵向治理层级的多维性、横向治理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空间治理样态的非均衡性。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结构特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由于我国地方实践的联动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具有契合性,结合X市市域社会治理的实践案例,运用联动治理理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文章认为,市域联动治理包括对横向层级的统筹联动、上下层级的联带联动以及空间地域内的整合联动,反映了以市级层面为内驱的主导式联动和以空间地域为外驱的网络化联动的双重机理。市域联动治理的内在逻辑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可行路径,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家与社会治理:价值、方法、对象和主体

近年来,宅基地重新分配、农房改造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田野调查发现:相关社会政策在基层的实践一方面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不经意地以老人的离家出走为代价,老人被迫进入老年公寓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养老院。但相异的养老机构给老人提供的重建“家”的条件各不相同,硬件设施越完善的养老机构反而越远离老人“回家”的期待。农村老人的此类遭遇引出了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家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作为价值源泉、方法、对象和主体四种。社会治理应该尽可能呵护家庭价值,尊重家庭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避免对家庭价值和家庭主体的分化性利用,防止治理理念上的家庭隐喻与治理实践中的家作为工具的分裂。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以广州D社工机构为例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既有的政党中心论视角主要强调了党自上而下推进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组织能动性。广州D社工机构这一案例从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揭示了社工机构主动推进党建工作的内在逻辑。通过借力于党建，既夯实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的研究。     

线上社会治理论纲

作为改变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新技术,互联网拓展了社会的内涵,促成了线上社会的出现,为社会治理带来了重要的新治理场域与治理对象。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线上社会治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同时遵循社会治理的总体逻辑;在治理内容上,线上社会治理以信息为治理核心,如对于国际互联网主权的保护、对于技术及伴随而来的法律问题的管理、对于内容生产与社会互动的规范、对于地方信息的获取等等。同时,线上社会治理呈现出两大性质：在治理目标上,寻求社会稳定与社会活力之间的平衡;在治理方式上,常态治理与专项治理并行。线上社会治理的逻辑则体现为根据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对目标优先序与治理方式进行调适。     

信仰危机与社会治理——兼论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与作用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信仰危机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科学信仰,在更新社会治理理念,把握社会治理变化发展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必须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牢固确立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困境与对策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有助于融合多元治理主体、更加凸显社会自治本质、大幅度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为社会良性运行及健康发展提供动力。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地位作用认知不足、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组织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文章提出深刻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特色治理理论、依托大数据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能、制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规范制度等对策。     

当代社会情感治理的逻辑演绎与实践反思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情感不仅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石，而且是社会治理重要的资源，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维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情感治理的核心在于回归“人”的价值及其主体性，适应公众对于情感的期待，通过对人的情感表达和情感诉求的主动回应，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弥合治理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鸿沟，对以往技术治理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与反思。当代社会情感治理从目标、领域、手段和结构等方面勾勒出总体形态和技术表征，促成了治理实践中行动策略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情感治理在实践中遭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与工具理性和现代制度形成优势互补，从而避免单向度治理的行动偏颇。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发挥人大代表优势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人大代表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要使人大代表在社会治理创新工作中大有所为,应充分认识人大代表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优势,高度重视人大代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不断激发人大代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活力,进一步明确人大代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领域和建立健全人大代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机制。     

社会工作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工作与创新社会治理关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工作体系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社会工作可以为社会治理宏观目标的实现提供行动、政策和理论支撑;微观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嵌入社会微生活而推进社会治理中微观目标的实现。创新社会治理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治理失灵问题,而造成社会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失灵、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要解决这些失灵问题,需要完善和发展社会工作体系,以宏观社会工作应对政府失灵问题,以微观社会工作应对社区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