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双向赋能：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增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现有研究多探讨一般意义上和日常状态下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对应急状态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这一过程对党建本身的促进作用关注不足。在阐明党和社区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双向赋能”逻辑的基础上,文章立足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结构功能优势,结合应急防控中的“党员先锋队”案例,勾勒了这一逻辑在应急情境下的运行机制框架。应急状态下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双向赋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总结其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优化社区常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

社区协商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手段。社区协商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诉求、推动社区自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不少城乡社区面临着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流程不规范、协商开展较随意、协商结果缺落实、协商主体低参与等问题。创新基层党建工作与发展城乡社区协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协商的政治方向;基层党组织是城乡社区协商的领导核心,也是城乡社区协商的基础保障。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是统筹推进基层协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群众社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举措。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随着"带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天长市社区"1+N+X"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政治逻辑、实现机制与实践平台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引领新时代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发展。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实现必须依靠四大机制,即党建理念灌输机制、基层组织嵌入机制、平台共建机制和业务对接机制。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协商民主的落地必须搭建四大实践平台,即组织动员平台、协调服务平台、听证议事平台和智慧协商平台。     

“微协商”视角下的民主技术创新：基于深圳L区民生微实事治理的分析

“微协商”是推进“微治理”的重要民主形态，其特征优势体现在协商主体、议题性质、议题内容和成果形式等方面。资源输入、利益关切、多元协作和多维赋权是其运行机制。通过分析L区民生微实事治理的制度构成和运作流程可以看出，确保微协商的技术可行性，应借助多元主体的平等互动，促成协商全程的法治化，科学引入操作方法，有序对接协商意见与政策制定。通过民主技术的导入，微协商实现了基于微实事治理的赋权、赋制和赋能过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微协商民主下的基层治理创新。     

联合协商:城市基层治理的范式变革

伴随着中国30多年城市化迅猛发展的基层治理,刚刚开始零星地、碎片化地尝试议事机制和对话机制,急需导入系统化和常态化的协商治理。集精英式和全员式、线上和线下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联合协商,习得多元、包容和反思的治理理念,从单向度的平面协商走向多向度的立体协商,其在理念和技术上的跨越,正在帮助基层开启协商治理的范式变革。若城市基层保持联合协商的惯性,倾听各阶层声音,平衡各阶层利益,在提升基层百姓福祉的同时也将给世界一个中国式的协商治理典范。     

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基于鄂西余家桥村的深度调查

在已有对传统乡村治理规则的认识中,乡村治理规则是一种静态的非制度规范,强调主体通过规则实现治理,但这一认识弱化了对规则本身的认识,而且遮蔽了乡村社会丰富多变的规则事实,在规则认识上有一定的限度。在“国法”悬浮于乡村的传统社会,村落依据一套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规则体系自我治理。以“田间过水”规则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治规则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关系即规则,规则在关系中。过水规则因“主体间人际关系状态、水资源存量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系状态与水资源存量发生变化,过水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协商。在特定的治理情境下,治理主体根据影响治理结果的要素,平等协商出一套共同接受且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维系过水秩序。正是基于规则的“可协商性”特点,乡村社会可以内生出一套动态性的规则体系,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构成乡村善治的秩序基础。这对当下农村进行协商治理的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找回居民”：专家介入与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再造

知识精英以多种不同形式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官僚知识体系的固化、基层运作机制的碎片化与行动者(居民)参与的乏力的相互叠加与彼此强化,共同造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困境。专家学者通过深度介入的方式,帮助基层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中"找回居民",推动以居民参与和社区协商的方式回应居民需求,进而实现城市基层运作机制和治理体系的创新,是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一大新动向。专家学者以居民需求与基层治理为导向,基于专业知识和社会声望,有效地实现了社区行动者参与、基层运作机制和基层官僚知识体系的重构,进而形塑了一种新型城市基层整体治理模式。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广东要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厚重期望,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党建引领。其内在逻辑是,没有党建引领这块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就很难获得发展的动力,从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就缺失了应有的保障。所以党建引领对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新时代下党建引领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顶层设计是大局,多维创新是手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实践,对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意义重大。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线,用西方治理理论来理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难免错讹,"政党嵌入"理论分析不适用于中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治理逻辑而不是政党(党建)逻辑。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是一种互动关系,既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一些问题与困境。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面对社会成员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命令、灌输、统一"的传统党建工作方式越来越不适应。要以"大党建+基层治理"思路,引领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仅仅是简单地维护社会秩序,而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基层,是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民的理念融入到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此,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党建引领的内容要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风险防范与危机抵御：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及其实现

社会的“不确定性”让社区承载了更大的治理压力,也要求社区治理展现出更强的体系调整能力和更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本研究通过对常态与非常态情境下的社区治理实践总结,以防范风险和抵御危机的功能面向对在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双重社区治理模式予以归纳提炼;并以此为基础,针对二者在实施、串联和调整过程中展现出的问题,以社区协商为方式和理念,探索以两种功能共存为特征,即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路径及其建构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