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4-2013年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实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0年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并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有所上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城市化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广东表现尤为突出；低度包容发展型和非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区基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广西表现最为明显。（3）对于不同的区域类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成为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于四大板块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中部地区表现为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东北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制造强国进程中我国制造业优势生产能力的空间布局

中国主要制造产品产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和部分内陆省份。中国制造500强企业净利润和营业收入在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分布与企业数量的分布一样,很不均衡,东部、中部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比较小。中国先进制造百强园区也是更多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百强园区较少,拥有的先进制造生产能力较弱。未来,中国制造业要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制造现代化,推进东西部制造产能协调发展;壮大制造行业领军企业,打造行业国际顶级品牌;加大力度培育中西部地区“小巨人”企业,形成“小巨人”企业集群。     

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出各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我们使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非线性影响;从动态角度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趋同化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并呈现“U型”影响,对东部和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保护,同时抑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发展创新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增收：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

文章基于北京大学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县域经济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并且相比基础设施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低收入县域和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县域和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即数字乡村建设会拉大县际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溢出更易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县域之间。     

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与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差异

本文利用中国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通过不同方式构造相邻指标,我们发现地理相邻、GDP相近的省份之间有较强的溢出效应,同时通过分析这种溢出效应的跨时和地区差异发现,(1)1994年后地理相邻省份之间的溢出效应相对1994年前显著下降,而GDP相邻省份之间的溢出效应没有出现显著变化;(2)1994年前东部和西部地区地理相邻省份之间的溢出效应要显著低于中部地区,但是GDP相邻的溢出效应没有这种地区差异;1994年后东部各类相邻指标的溢出效应都显著低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均与中部无显著差异.这种溢出效应的跨时和地区差异更支持标尺竞争理论,而与财政竞争理论的预测不一致.本文的经验分析结果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公共支出行为的模仿激励主要源自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基于风险网络视角的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其背后所蕴含的风险及风险外溢效应加剧了诱发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基于风险网络视角,采用LASSO-VAR模型构建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分别从全国、经济区域与省际层面探讨隐性债务风险溢出网络截面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效应显著存在,网络结构具有“无标度特性”,风险溢出水平较高省份,其风险溢入水平也较高,反之则较低;第二,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地区风险溢出水平依次降低,风险溢入水平则呈现为中西部、东北部、东部地区依次减弱;第三,重大事件期间隐性债务风险总体溢出水平会出现提升。因此,需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的外溢效应与区域关联特征,进一步完善隐性债务风险的管理体系与外溢监管机制,并结合各地区隐性债务风险特点与重大突发事件特征,施行差异化管控机制、落实分域防控与跨域合作,以有效阻隔外部风险的冲击,高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演化特征及耦合关系

数字经济使产业经济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突破各经济主体在地理空间上的限制,对产业组织的集聚形态进行了延伸和重塑。基于2013—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和虚拟集聚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视域下地理集聚整体程度逐渐提高,省际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差距在逐渐缩减,地理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中部内陆地区扩散;虚拟集聚程度呈现轻微增加的趋势,极化现象严重,区域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虚拟集聚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区域间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特征。研究结论可以为进一步加速地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并进,实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是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及其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本文分别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程度的空间差异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当前存在着严重的数字鸿沟,东部地区断层性领先,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产业区域协调性相对较高,东部、中部多数省份已初具规模,但数字融合与数字发展环境除东部地区外仍有较大缺失。因此,要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地区问题;加大政府引导、扶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培育跨界人才,带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格局及空间分异机理

通过对中国30个省份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再测算,围绕其时空格局特点与空间分异机理展开探讨,发现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东高西低”特征且两极分化较为严重,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12个地区处于最佳前沿面,余下18个地区则存在较大提高空间。2007年以来,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即存在增强且趋于稳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同时,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包含的省份数量之和已占到省级行政区总数的73.33%,表明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亦存在明显的局部空间聚类现象。城镇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农业产业集聚和财政支农力度是影响农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且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交互增强关系。具体到不同区域,东部地区的主导因子为财政支农力度,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受农业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的影响更大。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

两化融合并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变量，而是具有“方向（耦合程度）”和“大小（增值能力）”的矢量特征，并且信息化和工业化也是具有矢量特征的。研究发现，2000-2014年中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不断提升，耦合程度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且增值能力提升更多的是依靠信息化、工业化的带动；但各省市区增值能力的差异性远大于耦合程度的差异性，其区域发展本身的差异性应是重要原因；东部地区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均处于最高水平，中部地区耦合程度低于西部地区，但是增值能力高于西部地区；从两化融合增值能力的动态分解看，工业化、信息化增长所带来的增值效果大于耦合程度提升带来的增值效果，两化融合静态增值能力（I型增值能力）和两化融合横向增值能力（II型、III型增值能力）均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的特征，两化融合纵向增值能力（IV型、V型、VI型增值能力）却呈现中部地区最高，东部和西部地区处于同一水平的态势。未来政策导向应突破静态耦合程度的束缚，全面认识两化融合的双重性质，辩证地看待两化融合和信息化、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根据各地区发展状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既是打破技术低端锁定局面的必由之路,也是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然选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2—2022年15个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显著推动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攀升,该作用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中间发挥中介作用;相较于技术创新数量,技术创新质量的中介效能更强;数字技术创新“增量提质”的中介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据此,提出完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存算”体系建设;筑构技术创新生态网络;扎实推进“强链”、“延链”、“补链”相关建议,以期实现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     

中国乡村振兴的测度、格局与逻辑

本文采用2010至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数,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莫兰指数研究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从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具有地域聚集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正相关,而生态功能区为主的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2）从时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提升,而且区域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据分析,我国乡村演变规律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理区位相关,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两个逻辑：乡村振兴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基于ArcGIS的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分析

本文使用绝对集中度、基于供给视角和基于需求视角的区位熵、泰尔指数,多角度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均衡程度在减小;我国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差异是全国总差异的主要构成部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东中部,基于供给视角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基于需求视角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东部地区。     

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单元,通过构建基本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建设水平进行评估,从中比较各自差异。综合分析发现:(1)我国省域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区域梯度性,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三大核心区是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最高的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多数省份相对较低,西部地区最低,可归纳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五种类型区域。(2)基本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的差异也十分明显,表现为三个层次,即北京、上海最高;广东、浙江、天津、江苏次之;山东、福建、辽宁相对最低。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经营体系强是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从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社会化服务、集约化产出四个维度构建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估算了我国30个省域2009—2021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水平，系统阐述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专业化生产、集约化产出水平的提高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的贡献最大，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的贡献最小；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和连片分布的区域特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水平可以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但存在空间异质性，中部和东北地区影响显著，东部和西部影响不显著。     

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研究现状综析

中部六省在“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面临日益困难的窘境,中国中部地区有某种“塌陷”态势。如何实现中部经济的崛起成为众多专家和政府官员关注的话题。目前,对中部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6个方面:战略地位、塌陷现状、崛起战略、行业发展、省份经济和率先崛起等。     

数字经济何以赋能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基于空间效应与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20年我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运用空间杜宾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地方财政汲取能力的空间效应、区位异质性以及门槛特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本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更是能够对邻地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直接效应在东、中部显著,西部不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仅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财政汲取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影响随数字经济水平、财政分权程度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发现：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能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科技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份相对更大，对东部地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在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遮掩了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政策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地区应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科技服务业，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从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的影响研究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探究其是否能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自然环境宜居、人工环境宜居、社会环境宜居三方面构建乡村生态宜居指数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且可以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和城镇化效应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有助于提高乡村生态宜居水平,但数字化程度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说明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更能提升当地乡村生态宜居水平。由此认为应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绿色数字金融产品;鼓励农业技术绿色创新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因地制宜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以推进乡村生态宜居发展。     

中国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

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表现为中心城市本身发展的同时对周围区域进行的辐射和同化。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时期,需要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根据区域发展条件,构建多元化健康持续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指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充分发挥优势、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未来中国四大区域城市化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格局,东部和东北地区已进入减速期,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加速期,故应将研究重点放在东部地区的网络城市化、中部地区的多元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结合的城市化和东北地区的品质立市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化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