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域看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城乡融合中赋能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成就斐然,但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突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来机遇,这就要在融合发展中强化以城带乡、赋能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聚集城乡互联互通的农村“新基建”动能,释放资源要素城乡对流的市场动能,激发城乡主体合作共赢内生动能,把握城乡人口流动规律的价值动能,激活城乡体制一体化制度动能。     

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基于1989～2008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TATA10.0计量软件,建立联立方程组,运用似不相关方法实证研究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区域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际间城乡收入不均等;从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实证结果看,农村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均等,但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且农村非农就业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双循环”经济背景下市场一体化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兼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效应

推动地区产业转型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构建统一国内大市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的题中之义。利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的宏观面板数据，采用两步SYS-GMM模型探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产业转型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发展可以显著推进地区产业转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在市场一体化发展对地区产业转型的影响路径中呈显著的非线性调节作用，二者的调节效应分别存在倒“U”型和“U”型门槛特征。     

上海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实证研究

论文选取90年代以来上海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指标,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多元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工业人均GDP与工业＂三废＂、烟尘、COD排放量变化间的关系以及人均GDP与生活废气、烟尘、废水排放量变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工业生产和生活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均呈三次曲线的关系,且不符合典型的EKC;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左半部分,没有转折迹象,而工业烟尘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的右半部分,不断减小,相对于工业,生活废气和烟尘排放量曲线呈现＂正U＋倒U＂变化趋势,波动明显;工业废水和COD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右半部分,但COD排放量有回升迹象,与此相对,生活废水排放量曲线则近似于＂倒U＂型EKC左半部分,增速明显;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左半部分,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     

事实与价值: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涵转换与制度维度

新时代背景下,精准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涵转换是夯实振兴基础、理清振兴进路机理、明确振兴目标的逻辑前提。本文基于“事实—价值”的分析框架,从乡村振兴在民族地区的缘起,以元问题内涵分析乡村振兴理论与认知逻辑在民族地区的偏废,厘清乡村建设行动的理论源流;从民族地区“三农问题”缘起视角、缘起内容和价值表达三个方面阐释乡村振兴对发展规范与价值定位,进而反思与批判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对乡村重建诉求的矛盾与局限;在“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基础上阐发“共同富裕”的乡村建设行动事实,从协调发展与共同体相统一的价值诉求,规范构造与价值诉求相结合的共同体嵌入,城乡融合发展与充分发展并举的路径选择三个维度阐释了共同体场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转换与理论超越,并构建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框架。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和国家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采用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11—2020年面板数据,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算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研究中国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确实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在西南和西北两个地区的作用不同;门槛回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存在多个门槛,其作用效果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而减弱。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来看,完善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和居民金融素养,应该成为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意。     

“未来乡村”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未来乡村”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的成效。“未来乡村”治理既需要多重身份担当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又需要德才兼备的乡村人才，以实现“共富、文明、善治、美丽”的未来乡村目标。乡村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要前提条件，“未来乡村”治理是决定乡村富裕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要充分利用“未来乡村”治理优势促进乡村富裕。现阶段，乡村仍存在诸如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不足、城乡及各地区间乡村发展差距较大、乡村产业布局不合理和乡村人才紧缺等问题，制约共同富裕的实现。“未来乡村”治理要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现代化水平；打破城乡壁垒，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和文化供给能力；构建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化产业相融合的产业格局；制定乡村人才“引、留、育”新政策。     

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综述

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认为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在新兴经济体的经验研究却出现了反例。陈宗胜以中国的经验事实提出了公有经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假说,但地区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中国是重点研究的课题。收入分配差距研究不仅应该重视平等,还要重视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长江经济带GDP与“三废”排量响应关系分析

选取1990年代以来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工业＂三废＂、SO2排放量之间均呈四次曲线关系,不符合典型的EKC;工业废气总量和SO2排放量曲线都呈近似于＂倒U型＂EKC的左半部分,前者没有转折迹象,后者则表现出转折的迹象;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近似于＂正U型＂与＂倒U型＂的叠加,且波动变化平缓;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的右半部分,但呈现回升迹象;政府有关政策措施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密切。     

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的中国式路径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呈现一种"倒U"趋势.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是"倒U曲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是中国的"倒U曲线"具有特殊性.借助于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所以没有实现收入分配的转型主要决定于体制转型和转型方式这两个因素;而要实现中国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分配转型必须改变初次分配中的劳动者地位,以及转变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为此还要有相应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     

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理论逻辑、典型案例与经验启示

中国人口流动和城镇化进程呈现新趋势，县城城镇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推动乡村振兴、发挥县城辐射带动作用、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县城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前提下分类推进，即依据县域资源禀赋条件，识别和挖掘县域比较优势，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实现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中国式现代化。县城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途径要符合基本经济发展规律，包括人口流动的变动趋势、市场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规律等。在准确识别县域资源禀赋和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应科学地进行功能类型定位，并积极参与和推动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布局等工作，以优势发展带动县域发展。     

甘肃省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实证研究——以金昌市为例

现存的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医疗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文章以甘肃金昌市城乡一体化为背景,通过社会调查的方法,从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农民看病、职工医保覆盖面、政府的医疗保障职能等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现实医疗保障情况方面,对金昌市统筹城乡医疗保障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做了实证性考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配置城乡卫生资源;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各险种间的有效衔接;加大政府对医疗保障的财政支出力度等推进金昌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建议。     

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分析——以甘肃兰州为例

分析得出兰州市各环境污染总量和兰州市GDP总量均呈正相关,通过对比发现环境污染指标与GDP总量之间不是明显的线性关系,经过反复拟合,得出兰州市固体废弃物排放与GDP呈现出弱＂N＂型曲线关系,废水排放量与GDP呈现出弱＂倒U型＂曲线,废气SO2排放量与GDP呈显著的三次＂N＂型曲线关系,烟尘排放量与GDP呈现二次＂U＂型曲线关系,主要为＂U＂型曲线的左半段,最后得出,兰州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发达国家所描述的＂倒U型＂（EKC）关系,但集中在左半段,污染水平较高,针对兰州市经济运行状况和产业发展方向,要借助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西移,进一步加大＂治旧控新＂力度,对改善兰州市环境状况十分重要。     

城乡融合型城镇化——中国新型城镇战略模式研究

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采取了近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分割、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模式,在此模式下,中国的城镇化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分割、城镇化水平低、进程缓慢等特点,由此造成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城乡间要素流动受阻,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都处于较低水平.近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国力显著增强,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整体战略转型成为当前发展的重要任务,以城乡融合型城镇化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这一新时期战略转型的核心内容.     

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提高居民健康状况已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任务。通过分析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二者协同发展的机理,构建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并利用2012年—202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子系统的有序度呈上升发展态势,但二者间并未形成良性协同发展机制;在农村人居环境与居民健康协同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着政策效果持续力度弱、监督体系不完善以及居民参与率低等问题。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多元监督体系、丰富乡村治理形式等对策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以新中国70年的发展为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农助工、以乡养城"的城乡关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城乡关系发展进入利好期,但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并未得到根本破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城乡融合发展的致思理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基于生产力水平提升,我国适时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影响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约因素。鉴于此,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举措应包括: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以协调推进两大战略为抓手,共创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破解体制机制性障碍,创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环境。     

论“新媒体”语境下的“80后”城乡书写

时下被媒体关注的“80后”作家群有“都市写作”与“乡村写作”之分。“80后”“乡村写作”的实力派写手是来自湘西农村的李傻傻。李傻傻的城乡写作不仅充满繁复的城乡经验或记忆，并且以一种现实和想象交织的诗意呈现出与以往作家城乡经验或记忆不相同的书写方式，而这又显然离不开网络新媒体的影响。     

乡村如何振兴：中国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问题研究述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明确了乡村如何振兴的问题,但是在研究和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按城市化的思路来指导乡村振兴的问题。要把乡村振兴战略上升到乡村振兴道路的高度,并据此界定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构成部分。农村就地现代化并不局限于城市化,更不等同于就地城市化或城镇化,农民的就地市民化、农村的就地产业化等只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而非全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该“两条腿走路”:阵地在乡村,主体是乡民,主导靠政府,主道是就地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是城乡统筹的全国全面振兴与全面现代化。     

家庭背景、班级情境与青少年的跨群体交往

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考察了家庭背景和班级情境对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跨群体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流动儿童的跨群体交往具有积极作用,但本地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跨群体朋友数量反而越少。总体而言,班级异质性与学生的跨群体朋友数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但随着班级异质性的上升,流动儿童的跨群体朋友数量呈下降趋势,本地儿童则正好相反。所属群体跨群体社会交往越多,学生拥有的跨群体朋友数量越多,并且这种积极作用对本地儿童的影响更大。而外部群体的封闭性越强,学生跨群体朋友数量就越少,并且这种消极作用对流动儿童更强。最后还发现,上述班级情境影响效应的群体性差异主要存在于本地儿童数量占优势的班级。     

“十五”期间北京城乡差距与农村内部差距分析及对策思路

“十五”期间,北京市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4年,北京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2.18∶1。城乡在社会、经济、居民生活质量、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近年来有扩大趋势。北京市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城乡和农村内部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