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融合视角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不是单一的在乡村上做文章,而应当跳出乡村,从城与乡的关系中找出路。实现乡村振兴,更多的是在城乡融合中提高乡村在新时代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逻辑法,分别从要素与产品层面和社会分工层面构建乡村振兴中生产力发展所需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变革所需的社会基础,从而归纳出乡村振兴中城与乡的互动逻辑。接着从以要素的城乡自由流动实现要素的增值、实现社会分工的改善消除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更好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发展集体经济为着力点处理好集体和农户个体的关系等指出城乡融合下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     

“三化”融合与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村镇空间“趋紧”和形式“趋近”、优势要素“逆流”与人口“回流”、惠农政策“给力”与产业联动“乏力”、现代农业规模经营“高效”与农户分散经营“低效”等不协调问题,从“三化”融合角度,提出了优化村镇空间布局、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三产互动、建设特色村庄等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途径

站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与全面现代化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战略重点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逐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变,也只有实现解决阶段性攻坚脱贫与解决长期性相对贫困相衔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也只有实现行政配置资源"输血"与市场配置资源"造血"相衔接,推动发展方式从生产导向向市场导向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形成从行政推动为主逐步走向政府引导下市场驱动为主的贫困地区良性发展机制。也只有实现建立基础性制度体系与建立差异性政策体系相衔接,才能形成充分发挥不同区域能动性的多元化、差异化制度,把整体层面与区域层面的现实、趋势、政策结合起来,建构不同区域、不同发展形态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性制度体系和差异性政策体系。     

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路径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要破解乡村发展的困境,振兴乡村,走城乡融合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战略,解决的是中国问题,探索的是中国道路。对此,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联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绿色增长机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绿色低碳宜居方向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镇化社会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乡村旅游扶贫实现路径及长效机制研究

乡村旅游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生动力,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通过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乡村旅游扶贫、脱贫的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延边州乡村旅游扶贫的绿色观光、休闲体验、产业协同、混合发展的四种主要模式,可以归纳出延边州因地制宜,精准识别、深入挖掘民族内涵、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创新营销模式,以及多渠道吸引资金、注重人才培养的乡村旅游扶贫发展路径。在新时代背景下,延边州应通过统筹旅游规划,融入乡村振兴大格局;完善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全面振兴;加强监测,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构建长效发展机制,以此推动乡村旅游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观的基本内涵、理论贡献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乡村振兴作出系列论述,逐步形成乡村振兴战略观。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以及科学思维方法的运用共同构成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观的基本内涵。乡村振兴战略观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城乡关系的思想,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展示提供了世界乡村问题解决的中国经验。新时代新征程,需要廓清思想认识,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观推动全社会观念变革;巩固制度支撑,坚持完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明晰方法原则,坚持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科学系统筹划;凝聚政治共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勠力推动习近平乡村振兴战略观的实现。     

意蕴与取向:社会政策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公平正义、追求全面发展、重视福利保障、关注能力建设、注重资产建设、倡导多元参与,是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乡村的具体实践。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明确的社会政策意蕴和取向。从政策目标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全面均衡发展;从政策主体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多元主体;从政策对象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福利普惠;从政策内容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多样化保障;从政策手段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     

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理论及其文化实现路径

马克思主流意识形态"普遍性"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提供了学理支撑和方法导引,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的机理是"认同—悦纳—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借助文化民生进行通俗解释和形象包装,在娱民、育民、裕民中寓民,润物无声地融入人民群众,引领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蕴涵、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蕴涵包括乡村治理制度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乡村治理德教化、乡村治理精细化和乡村治理法治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尽管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乡村治理现状与高标准现代化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存在着制度困境、组织困境、人才困境和文化困境等四大现实困境。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从体制机制、协同治理、技术赋能、产业振兴、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发力,其实现路径有：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推动常态化长效治理;增强乡村治理技术韧性,实现信息化数字治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实现乡村造血式治理;要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内生性治理。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三变”改革促进乡村振兴的问题、路径与方法——基于六盘水市“三变”改革的调查

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在农村资源、资本、农民三者之间形成内在关系纽带,继而助推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等产生聚变,同时在经济效益、社会效果与文化效应等方面也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指向。本研究以六盘水“三变”改革作为审视对象,对六盘水市的猴场乡、米箩镇、野玉海等具有代表性的“三变”改革实践点进行调查,就“三变”改革促进乡村振兴在实践内容上存在“躺位”、股权结构上存在“尸位”、价值表现上存在“错位”、利益监管上存在“缺位”等问题进行逻辑思考,继而就如何“正位”“活位”“复位”与“补位”等提出优化路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