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中国人口的变化:1990—1995年

1995年我国举行了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90年代上半期我国人口的一些重要变化。 1 生育水平显著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率低于以往各时期 我国妇女生育率经70年代的大幅度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下降,进入90年代又出现了加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到1981年的2.63和1990年的2.31,至19995年又降到1.85,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各年龄上二孩和多孩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孩次递进比的计算与调整生育指标的理解

文章就姜全保的商榷订正了根据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公式,并进一步探讨了生育递进指标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应用。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生育水平的比较分析

我国城乡生育水平、发展趋势及差异程度的对比研究对于人口发展问题意义重大。首先通过运算,得出了城乡总和生育率指标数值,呈现出2000年以来十年间城乡生育状况,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十年中生育水平呈现波动状态,但农村总和生育率一直都低于1．8,城镇则低于1．3,差异近几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城乡生育水平差异主要来自二孩生育率的差异,二孩生育率近十年来有微弱上升趋势;一孩生育率受民俗等因素影响较大,城镇波动大于农村;平均生育年龄推迟现象在城镇、农村一直都在缓慢持续。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奖励扶助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开展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工作专访

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城市,几十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成都的不断深入开展,到90年代初期,该市就达到了低生育水平。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8;1991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1.92‰,死亡率为6.33‰,自然增长率为5.5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90;2004年底,据成都市计生委统计,全市人口出生率为6.27‰,自然增长率为0.27‰,计划生育率95.65%。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稳定在95%左右,目前全市1孩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达82%。实行计划…     

中国育龄妇女孩次递进比分析

通过孩次递进比计算方法的比较选择,本文运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分别计算中国2000年育龄妇女的各年龄别孩次递进比、城乡孩次递进比、区域孩次递进比,揭示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分布状况.     

什么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

最近,一些人口问题文章对于用什么指标来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总和生育率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贴切的指标,有的文章认为平均生育孩次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等等。究竟什么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合适的指标呢,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也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不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 总和生育率是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育龄妇女各年龄组生育率之和。它说明一个妇女如果按照某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度过她的育龄期,她一生可以生育几个孩子。这是一种假设。但是,总和生育率又是各年龄组妇女实际存在的生育率之和,所以它能够反映一定时期（例如一年）育龄妇女总的生育水平。利用总和生育率可以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至不同国家生育水平的对比分析。例如,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从1952年的6.47下降到1981年的2.63。三十多年来,总和生育率这样大幅度下降,总的来说,说明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婚姻制度、生育观念、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等,都会对人们的生育发生作用。一些特殊的因素,象天灾、战争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67、0.88和0.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也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实际的终身生育水平.     

教育程度对吉林省妇女生育状况的影响分析利用生育孩次递进比对育龄妇女队列的分析

许多人口学者的研究表明,育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对其生育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所有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间接因素。那么,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妇女,在其它社会经济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其生育孩次状况是否相同？如果不相同,其相差程度究竟有多大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而答案本身将对宏观调控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方法说明及数据说明１９５３年,法国人口学家亨利提出了生育孩次递进比的概念。生育孩次递进比ａｉ表示一个队列成员中生育过第ｉ孩的妇女继续生第ｉ＋１孩的比例,即ａｉ＝至少生育过ｉ…     

孩次递进生育指标和生育指标的调整——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文章主要针对郭志刚教授《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一文,从普查数据计算年龄别孩次递进比、依据递进生育率推算的出生数和根据递进生育率进行预测三个方面讨论了郭志刚教授该文中的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0.2年龄别生育率宽度分布浅析

0.2年龄别生育率是构成总和生育率的重要部分,也是研究总和生育率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析指标。我们知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jty Rate)由于消除了育龄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育龄妇女本身年龄构成两个因素对生育的影响,因而具备了较好的可比性,可以用来分析比较不同地区(空间)、不同阶段(时间)的生育水平;同时,由于总和生育率是个“标化”指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通过对各个年份总和生育率升降的分析研究,可以观察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了解并掌握未来总人口发展变化的信息,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因此,总和生育率在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为中外人口学者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