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阐释与构建路径探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哲学、地理学、气候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都有解释,这些解释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做好本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同时,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全球治理,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构建区域性、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国际海底区域商业性的深海采矿活动即将付诸实践,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却处于缺失状态。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过程中,国际海底管理局面临诸多困境,如制度构建的理论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分配的主体、方式、标准不明确。国际海底管理局急需新的理念,以指引构建公平的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治理提出的方案,其蕴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与利益共享机制的要求不谋而合。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导向、制度导向、实践导向三个层面综合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完善深海采矿法律制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责任伦理意蕴与实践向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道义担当，是应对新形势下全球治理改革而提供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这一理念蕴含丰富的责任伦理意蕴，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了其内在的责任坐标。从其责任伦理要义来看，其内含了自然、社会以及未来等不同维度的责任延伸、责任拓展、责任指向。同时，涵盖了对责任的厘定、划分和执行等方面的内在伦理规定，并具体体现为权责统一、责任共担、区责对待的责任特质。基于责任伦理的逻辑视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从内在维度与外在维度双管齐下，促进主体责任感的确立，提升主体责任能力，强化责任实现的社会外部机制调控。     

论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

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概念还未有一个完整且明确的界定，可将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定义为：由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引起的，通过减缓和适应行动无法应对的，对自然、人类及社会系统造成的可避免或不可避免的、实际或潜在的、有形或无形的不利后果。经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性质进行分析得出，它应属于跨界损害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国家责任理论上涉及传统国家责任和跨界损害责任两种责任形态。目前，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的实施不仅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如难以确定责任主体、法律依据不充分、因果关系确定复杂，还面临严峻的政治障碍，即发达国家的反对与阻挠。面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之国家责任何以可能的问题，立足上述两种责任形态从理论方面探讨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国家责任认定的可行进路，或将为该问题驱逐一丝迷雾，并为其早日解决带来曙光。     

全球治理变革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渊源及其法治化路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丰富的国际法渊源,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视角,其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理论学说和当代国际法原则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同时深化了现代国际法治的精神内涵,促进了国际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相应法治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体系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引领重塑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法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更是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的主要载体,通过国际法能够帮助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国际法律地位、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从而以法的形式切实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推广适用,为联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良好国际法治环境和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奠定制度基础、创设有效路径。     

论国家的国际环境责任

当代社会系统日益复杂 ,个体的作用越来越有限 ,国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中正承担着越来越大的责任。在主体意志自由和认同于客观理性的基础上 ,作为主体的国家应承担绝对责任、契约责任、期望责任和自愿责任。国家在当前能否承担国际环境责任也还受难以界定责任主体、各个国家的标准不同、损害区域不明朗、损害的非当下性及责任的难以量化等诸多限制 ,为使国家尽可能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我们应该采纳相应的措施 ,包括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交流 ,签署有效国际协议 ,发展环境教育和弘扬奉献精神等等。     

人民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的重要理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美好生活与国际新秩序新机制的迫切需要与殷切期盼。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人民在人类社会共同体中具有主体性地位,蕴含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从国际现实来看,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质上是对人民利益需求的全方面回应,符合时代潮流。不断凝聚人民的利益共识、构建人民利益共同体、发挥人民的主体力量,也就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因此,从人民视角出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立意与价值旨归,及其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完善国际治理体系、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     

侵权责任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八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由侵权的后果究竟能否被债的效果所涵盖这一思考出发,在解释论上,可以将这些责任方式区分为损害赔偿型责任方式与非损害赔偿型责任方式。这一归类对侵权责任的构成具有重大意义:仅在适用损害赔偿型责任方式时,才在侵权责任的构成上要求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要件。     

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初探

国家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为其国际不法行为或损害行为所应承担的国际法律责任。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不仅在理论上，在国际中也出现了许多确认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赔偿责任的司法判例、大量涉及或专门规定国家某些具体活动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国际条约以及其他有关国际文件。这些都在客观上促使国家责任制度和国际立法向前发展。鉴于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局限性和现实需要，作为传统国家责任制度的补充和发展，跨界损害的国家责任之目的和作用不是削弱国家责任制度，而是对国家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与秩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内蕴及其意义

政治文明发展是人类不断追求政治生活进步状态的过程。作为政治文明表达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政治意识层面倡导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在政治制度层面提倡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相互包容,在政治行为层面主张不同政治文明之间和谐共荣。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明内蕴维度进行考察,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维逻辑、富含深厚的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积淀、内含共同的人类政治文明价值追求。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对增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现代性具有重要价值,也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适用之解释论——以《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为中心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规定,落实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实现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同共治。依据《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是针对公益损害的新型责任,本质属于公法义务的私法操作,包含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责任两种方式。在责任构成要件上,需要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违反国家规定"进行合理解释,进而在因果关系证明中由双方公平分担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应贯彻生态环境修复优先的原则,规范"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判断标准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的主体、方式、目标,而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责任主要适用于受损生态环境不具有修复可行性和侵权人承担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之后不能覆盖的损失和费用。     

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研究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指引，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则是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性桥梁。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辩证关系，探析了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建构方式，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路径。     

国际援助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与国之间的援助关系快速发展，援助主体层出不穷，国际援助领域出现了主体多元化、目标多样化、机构多重化等特征。不同的援助主体之间既相互矛盾、相互对峙，也相互交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里出现了方式和理念趋同的现象。从国际援助的主体和目标、运行与方式，以及互动和趋同的背景、原因等多重视角，可以认识无政府条件下国际援助的多重规律及援助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有助于在多元的国际援助世界中坚持独立自主和优势互补，促进发展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代背景、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为回应中国发展问题、应对全球各种挑战、完善全球治理而提出的重要理论,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深入阐述,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解构和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倡导者与国际和平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是对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审视全球教育治理现实,深刻理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宏大作用和历史使命,有助于人类调剂与平衡致力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群体和资源。从全球教育治理多元流变性、过程偶然性等特征中认识类主体是基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之上的类存在价值共同体,其中所蕴含的类规范、类文明、类追求是重新理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价值逻辑要素,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赋予了历史使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形塑全球教育治理权威、革新治理理念、重构治理机制、共享治理资源,积极探索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行动路径,是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动态变革的时代之需。     

当代中国特色世界主义理念的建构与话语实践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历经改革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国看待世界的主体意识和视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理念。中国特色的世界主义理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传统世界观进行的丰富和拓展,既体现出天下情怀、世界一家、命运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又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国际发展挑战、贡献中国治理智慧提供了政治哲学基础和话语保障,形成了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等在内的中国全球治理话语创新。当今时代,全球性发展挑战愈加严峻,中国特色世界主义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方面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文化范式与历史逻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种革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全新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既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有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致力于全人类参与的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导向,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引领。     

论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交往的历史主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行动指南。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促进普遍交往的同时也带来了分配不公、权利失衡和责任赤字等世界之乱,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正确选择。以全面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理论旨趣,人类命运共同体内蕴着构建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新型世界秩序的内在要求。在行动路径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建设利益共生的世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设权利共享的世界,以集体行动为关键建设责任共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