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运用于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防控

ChatGPT热潮下的教育伦理是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开发、应用与治理过程中，教育智能体——教育参与者与智能机器——应该遵循的道德关系、伦理准则及行为规范。教育“善”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伦理的内在属性和集中彰显。然而，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引发了一系列显在和潜在的教育伦理风险，表现为技术向“善”趋于异化、个体崇“善”走向衰微、社会趋“善”面临溃散等。为促进教育向“善”发展，有效防控ChatGPT运用于教育的伦理风险，应改良智能技术，加快人机双师协同育人；回归人性本真，敦促德性良知重返人心；匡扶社会正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道德失衡到学术不端:基于风险伦理的思考

从道德失衡到学术不端,已连锁式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暗含一定的风险因子:学术的工具化现象,人文精神面临丧失的风险；学术研究的功利化倾向,将叠加道德危机；学术研究中的伦理缺位,将消解学术创新能力；学术活动中的泛行政化趋势,导致学术评价机制的失灵.由此,尽管制度上的建构是必要的,但似乎更需要呼唤一种精神.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情感风险与伦理困境

突发公共事件容易引起社会情感风险。基于灾害伦理的情感面向,可以将社会情感风险划分为道德性、文化性和结构性三种类型。道德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由于伦理抉择偏离了常规性社会道德标准,情感上的冲击使个体或群体陷入坚持原有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与突发状况下进行价值标准调适的不确定性之中。文化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情感问题处理与伦理抉择难题。结构性社会情感风险关注情感在社会结构中如何流通并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贯穿于微观人际关系至宏观社会运行中并对其造成功能性影响。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情感伦理困境进行反思,能提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服务的专业性与解决问题的适切性。     

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初探

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制度伦理化是指存在于制度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制度本身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的合道德性、合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要求制定、完善为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领域贯彻执行的活动。制度伦理具有根本制度伦理、体制制度伦理和具体制度伦理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层次。制度伦理的可能性表现在：利益是制度与伦理同构的价值基础;管理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价值中介;道德是制度运行并发挥作用的催化剂;社会公正是制度与伦理的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建设是制度与伦理联结的实践中介。作为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蕴含着功利、公正、平等和共富的制度伦理     

技术风险引发的生态伦理思考

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技术风险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各种技术风险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已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技术风险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生态难题,我们应从技术伦理的角度进行反思,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出发点,以生态伦理为导向,在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克服技术风险.     

《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简介

《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张彦著）于2011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从伦理风险的角度展开对价值排序的研究,从风险的视角探索价值排序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企业伦理、科技伦理、生命伦理、家庭伦理等重大专门领域的深入分析,展现了当代伦理学关注价值排序、关注道德冲突、应对伦理风险的理论品格;凸显了对道德现场情境分析的高度重视,描绘了在达成道德共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现代生物技术风险及其治理

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是总体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治理提供了价值目标与方法论前提。现代生物技术带来国家层面的风险主要有生物产业依赖、社会伦理失衡、生态破坏、军事威胁等。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垄断、现代生物技术滥用、生态风险监管不到位、西方国家谋求生物技术霸权等方面。针对其风险，应从大力发展现代生物产业、构建现代生物技术使用伦理审查制度、完善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生物战剂综合防御体系等方面构建治理及防御体系。     

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

本文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道德进步必然获得新的历史形式，即从修养论道德向制度伦理转变。制度伦理是当前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其根本标准和方向是促进人本身的不断发展。文章提出了制度伦理的二重性质和三维层次结构；将制度伦理视为制度创新的内生变量，它可以降低制度创新的社会成本；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探讨了制度伦理建设的难点、对策及其与制度创新的相互制约关系。     

律师职业伦理制度化的法哲学意义及其风险

律师职业伦理经历了一个从单纯不成文的伦理道德到成文制度体系的演变。在法哲学意义上,经制度化的律师职业伦理更加接近于法律而不是道德,进而也使得有关律师活动的实践推理从道德衡量转变为规则推理。此种转变具备显而易见的价值,但由于委托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其中蕴涵着道德分歧、过分简化和道德感的钝化三个方面的风险。对此,应在理论上确认,制度化后的律师职业伦理与未经制度化的律师职业伦理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并存关系;律师管理者也应在实践中不仅强调制度构建,更要重视律师职业良心的提升。     

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从史学上说,传统的和谐都是奠定在特定的道德价值基础上的道德和谐,这种和谐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从学理上说,社会和谐只能是伦理和谐,只有复归社会和谐的伦理意蕴,确立普遍的道德合理性的价值原则,才有望使社会和谐成为现实。普遍的道德合理性既要求道德人格的塑造,又要求制度伦理的建构。而制度伦理的建构既应坚持制度的道德辩护,也应体现制度的伦理关怀。其中,制度的道德辩护——德福一致是社会伦理和谐的道德基础。     

当代中国民生伦理的基本内涵及其价值诉求

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民生问题并提出建构民生伦理的任务,是研究民生问题的一个全新视野。民生伦理就是指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政策或主张及其内蕴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取向,民众对社会的民生状态和政府的民生政策所持的道德态度、所作的道德评价及其道德标准。当代中国民生伦理应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基础;以以人为本为价值核心;以民生幸福为价值目标。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伦理省思

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是技术发展的时代必然，但在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过程中，教育技术、师生关系以及教育环境等方面也会产生新的伦理风险。从理论上说，教育技术运用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认知受限而导致的算法黑箱、由文化偏见而引致的算法歧视、由智能技术法制缺位而引发的伦理治理受阻；师生关系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教师、学生以及师生等伦理关系的错位；教育环境方面的伦理风险，主要根源于由价值歧视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缺失，从而引发更深层次的教育不公平。因而，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理性看待已经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要在倡导智能技术和教育融合共生的基础上，从加强技术支撑和伦理规范建设、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明晰智能教育伦理责任和提升师生智能素养等四个方面，构建人工智能教育伦理治理新范式，以防患于未然。     

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研究述评

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势所必然,其必然性缘于现象、物质、观念三个层面。在道德建设的方向上虽然面临着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之争,制度伦理无疑是未来道德建设的重要一面,价值关怀与社会伦理是其两个向度。在中国道德制度的现代转型中必须坚持公正、人道、普遍性、历史性等原则。     

制度的伦理化和伦理的制度化

道德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 ,制度安排如何 ,从根本上决定着道德建设的成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一方面以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为价值支柱 ,另一方面 ,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撑、法制保障和体制保证 ,同时 ,通过对伦理制度作出具体的安排 ,又为解决伦理的制度性缺位和虚设问题开辟了道路。因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统一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将有助于道德建设的深入开展     

“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探讨水伦理?从形态学视野看,水之道德意义可按照自然生态、社会资源和精神象征分为三大形态。水的道德形态三分及其知识谱系,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学术史支持:古代神话、哲学中的水伦理是通过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知识谱系展现的;现代性意义的水伦理被界定为人类中心论伦理的应用;当代生态世界观对道德的扩展,使水伦理的生态定位成为一种新的道德形态。由此,水伦理的道德形态,从精神的、社会的和自然的三方面区分出隐喻形态、应用形态和扩展形态,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边界和范围。精神形态的水伦理是一种以水喻道或以水比德的传统德性伦理。应用形态的水伦理是现代规范伦理在治水、用水、管水等问题上的应用,是以人为本、兴利除弊的现实或务实的道德形态;扩展形态的水伦理是对水的生态伦理定位和对水的自身价值的亲证。区分三种水伦理的形态,并依据事实与价值的不同联结方式厘清其各自适用的范围,是一门关于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的基本任务。这一尝试在道德哲学上有方法论典范的意义。三种形态的水伦理的历史合理性揭示了水伦理的生态定位作为"合题"的重要意义,而通过水伦理的形态区分及其生态定位,我们至少可以确定水在道德形态学上的"地理位置",以使大自然的价值透过水伦理的生态定位获得某种确证。     

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华廉洁文化是一种具有多功能价值的复合型文化,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文化、生态伦理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道德中枢.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是实现新农村目标的客观要求.     

美好生活的道德伦理基础

道德伦理是美好生活之价值生态的重要元素.美好生活意味着人们对生活中共同价值的共通理解,既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展示自由个性即全面发展的生活,也是遵守道德顺应伦理的生活.道德伦理是人们在生活中因道德而结成的一种正式伦理,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和伦理价值形态,以人们生活中的正当利益为基础.道德伦理在护卫美好生活时,以关系和乐协调、秩序共建同构、价值共享互通为基本理念,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共处、人与社会和合共存、人的自我身心和解共益等原则得以具象化.美好生活的道德伦理原则需要人们付诸行为、诉诸践履,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求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关系上要求人尊重他人、宽容他人、与人合作;在人与社会关系上要求社会尊重个人、个人融入社会;在人与自我身心关系上要求个体自尊自律.     

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

生态伦理思想探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保护自然提供道德根据。然而,基于对人与自然整体性认识与实践的生态伦理思想,却被定性为"自然中心主义",成为牺牲人类利益与幸福的"环境法西斯主义",陷入缺失人文价值的道德责难。究其原因,生态伦理探究常常受制于或限定在"现代性"道德框架内的规范伦理范畴,无法进入超越"现代性"道德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和伦理文化传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遮蔽了生态伦理思想原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与幸福之维。通过对现代社会"幸福悖论"的伦理反思,并借助于生态文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沿着精神生态的价值凸显与幸福之维的内在指引,寻求以德配享幸福的伦理信念和道德实践。因之,生态伦理思想就不能止于生态价值论的外显层面,而要深入人类社会的"内部自然",唤醒或激活人与自然天然联结的"生态潜意识",探寻人对待自然的"环境美德",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逐步达到社会生活中消费适度、精神自足的生态幸福。     

网络空间青年群体道德定力的现实境遇与培育策略

道德定力是一种崇尚、坚守、捍卫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大能力。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道德定力对于个体道德修养、人际交往、道德实践与网络生态都具有重要价值。但考察青年群体的网络生存实践，其道德定力面临着被消解的现实境遇，包括虚拟在场生存下道德意识弱化、多元信息传播下道德认知模糊、网络圈群栖居下道德评判极化与网络空间乱象下道德行为失范。由此，应从重塑网络空间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突破网络空间道德教育的实践困境、培育坚守主流价值的青年意见领袖以及强化网络空间的伦理、制度与治理等方面着力，促进青年群体自由自觉的网络道德实践。     

制度伦理及其价值诉求

制度伦理具有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重涵义。制度伦理化是指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和道德价值理想,强调制度的合伦理性与合道德性;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律化。制度伦理具有制度公正、制度自由、制度平等、制度民主的价值诉求。研究制度伦理价值的目的,在于建构制度的伦理秩序,在社会现实中,使得人们能够从合理的制度系统中汲取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进而促进社会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