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

由于农民工自身的生计资本缺乏,在可持续生计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因此,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农民工生计资本是决定农民工生计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研究农民工的生计资本与社会融合的关系,不仅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潮流,而且对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需要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相互协作,也需要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民族地区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以云南沧源县为例

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中,探究农户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是防贫减贫、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评估体系中,社会资本所占权重最大,显著影响农户生计水平;民族地区农户的各项资本逐年递增,且农户在家庭结构、地理区位等方面的异质性对生计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差异;民族地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因农户致贫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为促进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稳步提升,需要做到：整合各类资源,着力提升农户社会资本;重视文化资本,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区域联动机制,实现各村农户不同资本间的协调发展;紧密围绕“三孩生育政策”,实现由计生到生计的有效转化,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有效衔接。     

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生计资产体系的评价

基于农户的生计资产体系,以甘肃省西河县XJ村为例,分析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地震灾害发生后,直接受到损害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损失最严重的就是体现为现实物质的物质资本,因此灾后农户的生活状况明显下降.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贫困农户必须将能够直接用于交换的少量的金融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此时的农户虽然物质资本有所恢复,但由于金融资本的极度匮乏,短期内其贫困程度表现为大幅加深.长期内地震灾害增加了农户走出贫困的难度.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计资本理论,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个维度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居留和落户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远大于落户意愿。二者影响因素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状况,差异体现在农民工自身长久利益的驱动等方面。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体现在经济条件优越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有更强的居留和落户意愿。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城市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和社会资本的累积会增强农民工的落户意愿。作为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家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生计保障功能可以让农民工安心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不利于其在城市落户。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保障农民工的自然资本以促使其安心落户城市,提升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其安居乐业,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其城市生存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心理社会融入等。     

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长江流域禁捕是我国资源生态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是保护长江母亲河并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鄱阳湖区渔民退捕意愿和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实地调研，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渔民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退捕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的结论。建议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加大创业扶持、加强技能培训、开发公益岗位来提升渔民退捕后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确保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非农劳动参与,但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任务的增加会降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地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更低一些,此外,婚姻因素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

探寻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户生计水平、促进农村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基于产权经济理论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安徽金寨县和江西鹰潭市余江区289份农户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通过参与宅基地流转,农户的生计资本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但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总量及其结构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方式及不同流转方式下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因而,应探讨多元化的宅基地流转组织方式,寻求农户生计资本积累的自成长机制,并根据宅基地流转方式的不同制定差别性的农户生计资本提升对策,以切实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激励其积极参与宅基地流转.     

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比较

文章以晋江市216名被征地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角度,研究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尽管被征地农民职业流动性相对较强,但不能促使其职业地位显著提升。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年限越长、非农技能、失地后非农工作时间越长,均促进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上流动,并抑制其向下流动;在社会资本方面,征地后人际关系网络变大、政府或社区的就业帮助,均抑制被征地农民职业向下流动,但对向上流动影响均不显著。综合来看,人力资本对职业流动的影响程度强于社会资本。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是解决农户生计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可行能力和可持续生计理论，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西省497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运用分位数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研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不同组群农户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生计转型对于不同分位点农户生计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趋势。(2)相较于未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农户生计能力显著提高，且发展能力、社交能力和经济能力均受到显著正向影响。(3)基于农户异质性视角分析可知，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后，60岁以上老年农户的生计能力提升幅度较其他年龄阶段明显；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其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最显著；关中地区农户旅游生计转型对生计能力的影响效应最高且最显著，陕北、陕南地区均不显著。为有效提高农户生计能力，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旅游生计转型，并结合农户的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和措施，切实提升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家族企业社会资本融合度调查研究——基于广东家族企业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

以公司成立时间长短和公司规模作为企业发展阶段的初步计量,对我国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的融合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家族企业发展阶段与各种社会资本融合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研究

在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的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妇女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的新议题。从可持续生计视角来看,脆弱性是导致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贫困的重要原因,生计资本贫乏和脆弱性叠加成为制约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脱贫的主要障碍。当前,连片特困地区妇女脱贫需要以可持续生计建设为核心,通过环境改善、生产发展、权益保障、权能建设等增进生计资本,提高贫困妇女抵抗风险的能力,促进贫困妇女可持续发展。     

干旱风险冲击下牧户生计脆弱性及其缓解机制

干旱风险是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和增加牧区牧户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基于牧户视角,文章研究干旱风险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从微观层面了解干旱风险的危险性.研究结果显示,面临日益严重的干旱风险,牧户在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方面均具有比较高的脆弱性.干旱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创新、牧区抗风险能力及牧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的强化等可以作为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的缓解机制.     

社会资本与职业地位获得:基于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以“云南跨界民族农民工就业研究”的调查所得作为基本数据,以求助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探讨云南跨界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社会资本在非农工作的地位获取中的效用及局限.跨界民族非农劳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非农工作选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即社会资本丰富者更容易有非农工作机会,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

社会资本虽然区别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但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类资源。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社会资本可分别从个人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和国家社会资本等不同层面进行考察。由于社会资本是一个基本概念,涵盖了诸多人际合作性互动中产生的认知类和结构类产物,是各种社会资本形式的集合,如果不进行类别分析,就断言所有的社会资本形式都是公共物品抑或私人物品,那就难免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对于社会资本的正、负外部性给出一个既能够自洽又具有科学性的解释,必须从社会资本是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去探究:基于善的愿望和动机进行人际合作性互动,产生正的外部性;而出于恶的动机进行人际合作性互动,则产生负的外部性。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其村干部的工作行为

村干部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工作动机是影响村干部行为选择的三个主要变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本人的身份、地位、亲属关系、社会经历等社会特征与其积极的工作行为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对积极的工作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与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酒量高低与村干部的行为选择有关系;村干部的积极和负面的工作动机决定了村干部行为选择的好坏。     

当前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本文首先分别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就业实现模型 ,然后通过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这一理论工具 ,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 ,认为以人力资本积累的本科毕业为临界值 ,在本科以下 ,由于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较大 ,社会资本的就业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 ,而在本科以上则由于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较小而刚好相反 ,本科水平本身则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并重的状态 ;最后文章认为伴随着整个社会学历层次 (或者说人力资本存量 )的提高过程的是社会就业中的人力资本临界值 ,由中专、大专向本科以及不久的将来的研究生转化的过程     

社会结构范式下库区移民生计资本的耗损及其应对

生计资本在不同的视角下显现出不同的意象。在社会结构范式下,库区移民生计资本的耗损表面上主要是受到政府角色定位不清、移民政策失灵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而这三个方面的深层逻辑是现代性嬗变的体现。从现代性发展的层面来审视移民的生计资本,既可以厘清生计资本运行的空间与态势,还可以系统梳理现代政府与制度体系如何有效介入移民生计资本构建,从根本上阐明整合移民生计空间拓展与精准扶贫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融合研究

现有的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研究,虽有启发意义,但难免有泛化之嫌。鉴于此,笔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重新作了厘定,并以非正式制度补充正式制度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作了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正向运作有助于形成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有益于泛化家族网络、家族理性,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所有人和经营人在运作社会资本中达成的“关系契约”可通过关系曲线加以描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个人能力、泛家族理性、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制度性信任等因素正相关。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