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智慧养老的不确定性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在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影响下,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养老成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但因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其面临各种未预期风险。基于“技术-主体-情境”的整合性分析,通过对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普及、行动主体的数字素养和养老形态的数字转型等复合意涵的研究,可以发现智慧养老面临数字养老技术应用的非预期后果、行动者数字胜任力脱嵌与技术理性下的养老异化等不确定性风险。对此,需要从技术整合、主体赋能和情境创设三个维度出发,以需求为本推进数字技术的精准应用、提升多元主体数字胜任力、倡导回归生活的服务模式,助力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缘何出现差异性实践结果：一个整合性框架的解释视角

农村互助养老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并在具体实践中形成整体不佳和内部分化的服务结果。然而,关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因果机制仍未被有效揭示。基于山东登区岛村和浙江吉县里村的案例比较,提炼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整合性解释框架。框架包括嵌入性情境、权力主体、制度设计三大要素,且要素间相互影响,形成三重机制。一是空间影响机制。嵌入性情境决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基础,影响权力网络建构及其权力主体的理性行动,进而对制度设计产生影响。二是行为影响机制。在结构约束下,相关权力主体适应社会情境以采取策略行动,影响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构及其能力。三是效能影响机制。在既定权力网络下,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制度设计促进“设施—服务”和“参与—生产”有机转化,锁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效能。三重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固化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研究有助于打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结果差异的内在机制和复杂机理,为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分析

本文认为转型期中国企业间经济交易行为中的“关系”含义,应该强调作为公共领域活动的市场交易与私人领域中特定亲密社会关系的密切关联。经济行动者选择关系通常是针对性的、策略性的、有目的的,是在特定“情境”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的交易地位、与交易伙伴的不同依赖关系及行动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经济行动者行动“情境”的三种重要的基本机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智慧养老服务的风险规制与秩序建构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加剧催生了一系列智慧养老服务发展计划的出台,同时也推动了相关技术的进步。然而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由于技术本身的局限以及现有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的风险。文章通过对智慧养老服务技术异化风险、社会秩序风险、法律适用风险的分析,可以揭示智慧养老服务风险的本质属性。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技术联系需要一种社会秩序进行调和,基于技术异化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冲突。文章从明确价值导向、规范养老市场和加强法律控制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智慧养老服务的风险规制方法,并从技术、社会和法律三个维度构建智慧养老服务秩序。     

符号世界真实之感从何而来？——文化技术性生产的个体理性认知困境反思

伴随人类社会走向技术勃兴，技治主义已开始由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技治主义深嵌于个体思维逻辑，对社会成员的认知实践产生技术性影响。通过以符号世界为具体分析对象，发现其中存在技术理性思维主导和个体认知虚无问题。个体在技术凝视中进入一种“我思”而非“反思”的形式性思考状态，陷入理性认知的技治主义困境。对此，需要从社会关系层面理解个体认知实践本质，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技术叙事的真实参照。从意识形态角度审视技治主义，警惕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过度渗透。     

网络组织形成与变迁的动因研究——以Y集团为例

在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组织网络化正逐步展开于经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因为,完全市场背景下的非协作行为和科层制权威关系分离背景下的单独行动都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合作才是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网络关系的建立并拓展,才能使组织维持稳定、长久的发展。文章通过对某奶企网络组织形成与变迁轨迹的描绘,来探寻内部行动者互动对网络组织形成与变迁的影响。从如何避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为着眼点我们发现,网络组织关系紧密的关键在于合作者之间需要进行不可撤回性的共同投资。由此看出,网络联结的最稳定形式,也是最有效避免机会主义存在的结构就是建立在行动者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础上的合作型组织。     

合规驱动: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的数据信息安全领域、技术运行安全领域、产业竞争安全领域受到民法、行政法以及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调整,具有全景化风险性和多重违法性特征。为激发数字经济市场活力、提高国家数字经济治理能力,须在合规制度的驱动下搭建民行刑协同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风险分级分类防范的方法,构建“领域融贯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运用技术和管理的风险防范手段,构建“技管结合的民行刑协同共治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最终通过合规驱动建构“三效合一的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安全风险“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的立体防范效果。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试论声乐演唱中的“情”与“技”

声乐演唱作为艺术种类之一,在人类向往美、追求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声乐演唱中“情”与“技”的两种不同概念,阐述了“技”为“情”而存在,“情”因“技”而升华,“技”是手段,“情”是目的,“声情并茂”才能达到“情”与“技”的完美统一。     

城市雾霾风险的多维分析与行动者网络治理

构建城市雾霾风险三维分析模型,运用故障树分析法评估三种风险的严重程度。基于综合治理原则,提出整体性治理、多中心治理与共同治理三种城市雾霾风险治理理论思考。结合我国城市雾霾高社会风险、高健康风险、高经济风险的现状,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阐述城市雾霾风险治理的"转译链接"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行动者处于"关节点"位置,结合城市雾霾风险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政府行动者提高治理绩效的关键在于"转译链接"的权益化阶段:政府行动者需要切实提高各行动者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从而广泛吸引行动者参与城市雾霾风险治理。     

情系云端：数字时代虚拟恋人的亲密关系及其不稳定性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情感服务之一，虚拟恋人通过制造幻想、引导打赏和因财而异三种行动策略，将亲密关系转化为情感商品售卖给客户，与客户缔结具有时间限制的“拟真亲密关系”。与传统亲密关系相比，“拟真亲密关系”呈现出交易性、虚拟性、不稳定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消费者与虚拟恋人出于双方的利益进入这场角色扮演游戏，通过互联网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实现了情感的缔结，但虚拟恋人信奉的“金钱至上”和“情随钱断”原则，使这种被制造的亲密关系始终带有“人造”痕迹，虽然能够短暂弥补消费者的情感缺失，但始终无法完全替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亲密关系。对于虚拟恋人服务，相关部门需要关注其对从业者、消费者等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监管和规范化管理，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和健康的价值观，还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建设更多社会支持网络以化解群体性孤独现象。     

"谨慎人"法则和定量限制:两种养老基金投资监管模式的比较

养老基金投资会涉及到诸多风险 :投资风险、代理风险、系统风险。这些风险性存在以及制度的重要性 ,迫使政府不得不对养老基金运营进行监管。本文对当前养老基金投资的两种监督模式———“谨慎人”法则和定量限制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养老基金投资监督的未来趋势是从定量限制发展为“谨慎人”监管。通过分析 ,文章认为 ,在养老基金投资的初期 ,我国应实行定量限制监管 ,但随着发展 ,逐步放宽限制 ,并最终过渡到“谨慎人”监管。     

情感支持、理性治理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价值定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具有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的价值定位;随着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二者呈现出情感支持理念理性化、理性治理理念情感化的交融状态。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有情感支持理念强、理性治理理念弱,理性治理理念强、情感支持理念弱,情感支持与理性治理理念均弱化等发展方向;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需要协调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文章认为,作为应对策略,可以通过强化家庭养老的理性治理理念、健全上门服务中的情感反馈机制,以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的标准规范;通过智慧养老设备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大数据服务技术与情感支持理念的融合,以加强养老服务技术中的情感支持;通过对社会服务机构是否盈利进行分类,均衡其情感支持理念与理性治理理念,以规范社会服务机构的价值定位。     

代际关系变迁与农村中老年群体社会养老保险参与

农村中老年群体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在现代化社会代际关系逐渐疏远的背景下,“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方式遭受冲击。代际关系变迁是否会促使养老方式由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文章以农村中老年为研究对象,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从个体代际关系亲疏的微观视角来分析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这一社会宏观发展趋势对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代际关系疏远带来的养老焦虑会促使农村中老年群体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可靠。机制方面,代际关系疏远会降低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由此引发中老年群体社会养老需求。异质性方面,中西部地区中老年群体、“以房养老”及“自我养老”能力较低的群体、风险意识较高的群体在面临代际疏远导致的家庭养老风险时,通过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嵌入模式及其优化——基于G市的比较研究

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可划分为“规制依附嵌入”和“引导自发嵌入”两种类型。“规制依附嵌入”具有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嵌入性”特征,展现出政府对社会组织行动策略选择的约束力,但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使其创新动力不足、主动作为意愿不强,难以满足日趋多元化、差异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引导自发嵌入”带有基于身份信任发展起来的“关系嵌入性”特征,注重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助共享,但非专业化和激励保障措施缺失使其服务提供的水平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这就需要构建“合作共治”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模式,建立以服务契约为核心的四元主体合作结构,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培育具有植根性的差异化需求满足体系,以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能力。     

何以侧重: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运营风险分担研究——基于江苏省W市的调研

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面对养老服务从补缺型向普惠型转变,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运营服务质量有待提升.机构养老服务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的运营风险成为利益相关主体的共担风险.基于对江苏省W市的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发现,专业人员缺失风险和运营资金短缺风险是最主要的运营风险;在主要运营风险项目上,...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公共议程设置的适应性转换何以实现?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逐渐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议程设置的动态转换机制研究成为焦点。通过“二阶多源流框架”对公共议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生活与治理高度互嵌的基层场景中，公共议程设置目标的实现往往要经由二阶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以一阶议程的推进基础及其经验教训为逻辑起点，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发挥、社会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验共识的拓展迁移为前置要素，通过信任、学习与网络发展等关键机制，进而实现深层交汇的成熟“三流”。社区商居冲突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验证基层公共议程设置适应性转换的实现逻辑，进一步探讨公共议程设置转换的逻辑框架，提炼“中国之治”思路创新和环节优化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