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制度选择: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

交易成本是区域贸易协定各成员方在构建争端解决机制时的重要考量维度。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可分为成员间构建成本和成员间治理成本。影响成员间构建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问题敏感程度、成员方同质性和透明度。影响成员间治理成本的三个主要影响变量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政治模式、准司法模式与司法模式是现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典型模式。上述三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条约化水平有所差别。通过分析发现,在其他变量给定的情况下,成员间构建成本、成员间治理成本以及总交易成本的变化可对成员方选择不同条约化水平的争端解决机制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业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股权性质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私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更加明显；经营状态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营状态恶劣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周期性方面，非周期性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显著。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和信息披露程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过程中均发挥负向抑制作用。     

当前我国农户家庭经营中的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浙江省173户水稻生产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从农业的制度安排出发，以水稻生产农户为对象，通过对浙江省１７３户水稻生产农户的调查，着重反映现阶段我国农户生产经营过程中要素获取和生产环节完成的交易途径与合约形式，并且揭示一般农户与规模经营农户在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选择上的差异与原因。全文分析了农业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交易规模以及正规制度与非正规制度对农户交易途径与合约方式的影响，并对农户生产经营中的制度安排变动趋势作出了判断     

刍论品牌优势与规模经济

品牌是企业实力、企业形象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创品牌、树名牌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实施品牌经营,以品牌为核心和纽带,通过联合、兼并、控股、嫁接、收购等手段,优化配置资源,已成为壮大企业实力、实现品牌扩张的规模经济和品牌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以及以更大优势立足于市场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一、规模经济是名牌企业规模运作的目标 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不断递减,从而单位产品收益不断递增的现象。现代经济学认为,规模经济既有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交易成本方面的原因。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看,当一个企业的规模足够大时,可以采用高效率和专门化的设备与工具,从而有利于分工协作;可以获得原材料的节约和充分利用;可以节约管理费用;更有能力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等,这些项目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引致企业的平均成本的下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一项交易在不同的经济组织中进行,可以引起不同的成本。威廉姆森从交易过程的三个纬度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发生频率考察交易成本的大小,解释了规模经济的合理性。一些名牌大企业兼并那些为自己主产品搞配套加工的中     

物流企业产融结合的理论评述

物流企业的繁荣发展,给物流企业带来更多的新型业务模式。从产业融合和资产并购的角度讲,物流企业可以进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物流企业的产融结合具有与自身业务结合的优势,从理论上讲,具有节约交易成本,减少搜寻交易对象和发现价格的成本、减少合约监督的成本、降低资产专用性、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风险与交易成本等作用。     

长期契约的选择:交易还是关系?——基于资产专用性的二维分析框架

企业间通过订立长期或短期契约展开合作,可以达到节省交易成本的目的。然而,在企业实践领域,企业间订立长期契约除了源于交易资产专用性因素外,还存在非交易资产专用性因素,即关系资产专用性因素。关系资产专用性因素既有利于形成组织间的信任关系,促进持续性的、互惠性的企业社交行为,也有利于规避机会主义损失,从而保证长期契约的履行,是未来企业间长期契约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企业观及其超越

科斯、张五常等以通用性资产为分析对象,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由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需要。威廉姆森等人则以专用性资产为分析对象,认为由于合约的不完全性和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专用性资产的市场交易费用会很高,企业可以通过特殊的治理结构降低这种交易费用。以上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企业观意味着在企业资源禀赋既定的条件下,企业的效率不可能超过所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值,显然这是不符合现实的。事实上,企业既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也能通过促使资产的专用性水平的提高而获得产出效率的提高。     

影响我国农村家庭普通高中教育投资的因素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投资普通高中教育是我国农村家庭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命质量、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影响该项教育投资预期收益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大、费用高。其具体表现为交易资产专用性高、交易不确定性强、交易频率低和交易度量难度大。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具体的解决思路。     

我国代工企业与国际品牌客户竞合关系的影响因素

针对目前还比较缺乏对代工企业与国际品牌客户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同时进行研究的现状,从竞合理论的视角,系统地探讨了环境不确定性、同业竞争程度、产品标准化程度、整体代工能力、代工企业交易专用性投资、客户交易专用性投资以及代工企业的学习意图这七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代工企业与国际品牌客户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     

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绿色金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是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DID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抑制性影响更加显著;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强化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相较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中西部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大;在进行平行趋势、PSM-DID、安慰剂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技术双重特征的分析

数字技术具有双重特征,一重是可编辑性、可寻址性、可沟通性和可生成性等基本特征,另一重则是与制造业主体交互、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通用性、演进性、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数字技术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进而产生转型效应,包括数字效应、开放效应、敏捷效应和增值效应。具体到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的衍生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转型效应的发挥,进而构成转型障碍：通用性背后的转型门槛影响了数字效应;演进性和不确定性引致的转型成本弱化了增值效应;外部性催生的数据安全问题等转型限制因素则限制了开放效应与敏捷效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制造企业固有的各种问题又与转型门槛、转型成本和转型限制因素等转型障碍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转型实践难题。为此,应通过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以缩小转型门槛差距、完善数字化产品及服务供给市场以降低转型成本、构建基于行业差异的支持政策以应对多种转型限制因素的不利影响等对策,以有效克服转型障碍,促进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沉淀成本视角下资源型产业转型与发展绩效

模型分析表明,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相结合不仅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导致资源型产业结构刚性,也会降低经济效率和福利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来说,经济性沉淀成本和契约性沉淀成本是普遍存在的,它既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也是阻碍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加强沉淀成本与不确定性管理,通过降低沉淀成本来促进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的自由流动,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市场制度和非市场制度,还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对于资源型产业而言,只有将市场机制、契约安排和政府管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也才能为实现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尊严、交易转型与劳动组织治理:解读富士康

以富士康事件为例,对劳动组织治理问题进行研究,考察尊严与交易转型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劳动组织治理结构转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尊严认知与获得的差距,会引发组织内员工退出、呼吁和自杀等各种保护性行动;劳动交易持续引致的员工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增强,会影响组织内尊严需求与供给的差距,从而促进劳动组织治理结构的转变;企业家认知及其在全球生产链中的"结构自主性"策略博弈,对于劳动组织治理结构的"转向—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代工企业专用性投资对国际代工合作关系的影响——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面临经济转轨的背景下,代工企业如何通过与国外品牌客户构建战略性合作关系实现企业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代工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代工双方合作关系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会受到其他因素的权变影响,即客户专用性投资对其有正向调节的作用,产业环境不确定性有负向调节作用,而整体代工能力则同时具有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同业竞争强度也同时具有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以99家广东省代工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假设,研究结果有利于代工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专用性投资对代工双方合作关系的促进效应.     

行业协会中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基于TCE框架的探讨

被许多文献所忽视的行业协会中的纵向联系问题应归于横向联合的企业所需要的行业公共物品以何种交易形式来获取.行业协会由同类企业基于行业公共物品的需求建立的横向联合以及这一横向联合纵向管理下的一个以特定专用性投资为基础的组织共同构成.协会企业间横向联系的加强有利于纵向联系上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实现最优化;随着专用性资产存量上升,企业共用性资源价值上升,企业会通过修订已经订立的契约来实现横向联系的强化.     

海外华人企业发展的制度分析

把现成的家庭伦理规范移植到企业中 ,能大大降低组织成本 ,节省内部组织的交易费用和监督成本。社会潜网制度参与了海外华人企业的资源配置。这正是海外华人企业制度与西方企业制度表现出较大差异的原因所在。由于海外华商的资产专用性不强、外部性不强以及较少的等级分解活动 ,海外华人企业无法向现代企业制度顺利迈进 ,从而保留了传统企业制度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

利用2009—2019年3624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DID模型,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支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和融资成本、降低政府补贴三种渠道,抑制其投资支出。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看,绿色信贷政策只对规模较大的企业有显著影响,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影响不显著。从区域异质性分析看,绿色信贷政策只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有显著影响,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并没有使重污染企业收益下降,也没有导致企业价值减少,但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增加,这说明政策实施是有效且合理的。     

绿色金融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短期内又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而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的矛盾。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绿色金融、经济增长及环境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在绿色金融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整体上呈倒“N”型关系，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起着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对绿色金融起着倒逼作用。这一研究结论说明，绿色金融的发展，对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完善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若干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解决这一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抑制企业污染成本外溢,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污权交易便应运而生。它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即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排污许可证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控制污染的有效手段,与传统的排放标准(排污管制)、排污收费制度相比,排污许可证交易具有诸多优点,它能够有效地控制超总量或超标准排污,促进治污,避免欠量收费和排污价格扭曲。同时,它能降低买卖双方的治污成本,更鼓励厂商采用先进工艺,主动减少污染,促进技术更新,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此外,它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降低环保当局的管理费用,把进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责任科学合理且费用有效地分配到相关的排污者,从而促进改善工业布局,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