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书学思想及其书法史价值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重要的书法理论家、历史地理学家、藏书家和金石书法家,一生著作甚夥,其中书法理论著作《学书迩言》《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是他"碑帖并重"书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清代碑学发展以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开端,包世臣《艺舟双楫》进一步推广使碑学思想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为碑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杨守敬作为阮元、包世臣思想的追随者,将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这些观念成为清代倡导碑学的重要一环,为康氏《广艺舟双楫》提供良好的理论借鉴,也为此书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此文从杨守敬对历代碑帖的品评观来阐述其"碑帖并重"的书学思想及其书法史价值。     

烟台市博物馆藏王懿荣鉴藏、题跋金石拓本

王懿荣作为近代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其弆藏的历代文物均具有较高历史与学术价值。本文选取烟台市博物馆藏王懿荣鉴藏、题跋的青铜器、石刻和古砖拓本四种，进行考据、传拓及流传等方面的分析研究。这些拓本反映了王懿荣的金石意趣，增补了相关文物的版本、器形、纹饰、递藏等信息，印证了旧有史料中关于王懿荣的家人——王懿棨、黄兰喜好并传拓金石的记载，为研究福山王氏和黄县丁氏的家史和古物收藏提供了实物资料。     

徽州著名的刻贴

我国古代刻帖，其功能是专门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的复制品，大多是摹刻前代名人的法书，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以简札、诗文为大宗，书法精者，片楮只字皆收，很少顾及文字内容，故内容庞杂，形式不一。专门作为研习书法用的刻帖，究竟起于何时。尚无定论，现所见可信的最早刻帖是北宋三年所刻的《淳化阁帖》，它也是我国最著名的刻帖。明清时期，徽商富甲天下，     

刘懿墓志考辨

刘懿墓志是南北朝时期一块有名的石刻,高63厘米,宽56厘米,32行,行33字,共896字,字体遒劲,结构严谨,是魏刻之上乘。《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山右金石记》、《越缦堂文集》、《山右石刻丛编》、《宝鸭斋题跋》、《八琼室金石补正》、《写礼顾读碑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碑帖叙录》等,均有著录和考证。刘懿是北魏后期人氏,弘农华阴人,《魏书》无传。《北齐书》列传中有刘贵者,秀容阳曲人,其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与刘懿卒年和长子次子姓名完全吻合(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十一月,长子名元     

梁启超《德育鉴》思想的现代价值

梁启超在1902—1906年间出版的《新民说》中极力倡导西方文化关于公德的诸多观念,但在最后三节转向对私德的重视。1905年12月发表于《新民丛报》的《德育鉴》延伸了他此时对于儒家注重私德传统的推崇。他撷取多年研习所服膺的65位先贤大儒421条语录,阐述了辨术、立志、正本的德育之道,存养、省克的修身之术,以及致用、救世的处世之议。他力主以王学养育私德,成就伟大人格,匡救颓废国势。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既体现了淬厉其所本有,对固有文化传统价值的推崇,也体现了他采补其所本无,吸收外来思想为传统文化增添活气的融合意图,同时也为传统道德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调适方法,带给后人有益的启示。     

《洛神赋》主题新论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钟峰在《恃品》里称他为“建安之杰”。在曹植的单篇作品中，最著名的要数《洛神赋》了。此赋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中之佼佼，对汉赋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它想象丰富，词采华美，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以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了一个梦幻的境界，塑造了一个美丽多情活灵活现的女性——洛神。因而历代杰出的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对《洛神赋》艺术成就之高超，几乎形成了共识。但是对其主题思想的认识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洛神赋》的主题思想，从占至今主要有三种看法，即“感甄”说，“寄心君王”说和“爱情”说…     

趣味·身份·情感:作为"交游录"的《集古录》

《集古录》在记录碑刻、考辨文史、赏鉴书法之外,欧阳修还随手著录了与友人的"交游录",以金石为触媒,呈现集古交游场上关于趣味、身份与情感的思索。首先,《集古录》区分不同收藏的性质、方式和人群,标举交游圈"有益""好古"的收藏旨趣,有意识地将金石趣好区隔于其他收藏。其次,《集古录》渗透了欧阳修在收藏审美中自觉而强烈的"君子"意识,这些集古理念原则可视为群体身份认同之标识。此外,《集古录》还有一重深情动人的弥漫回忆色彩的情感书写,缅怀交游与凭吊同人的情感为欧阳修提供了情感的归属。     

晚明金石碑刻书学意识的形成——从倪元璐书风之转变说开去

倪元璐作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重要代表性书家,其书风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晚明特殊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及中叶以来的文艺思潮,尤其是心学与童心说对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抑或说"忠义之气,临于笔墨",抑或说倪元璐师承颜鲁公与苏轼书法,等等。从社会学、艺术史学的角度以及金石碑刻书学的审美特征考察,笔者认为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金石碑刻书学意识才是影响倪元璐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由此,笔者认为,倪元璐书风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帖学与金石碑刻书学的结合,是以帖为基、以碑为辅,可把倪元璐书风看做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     

借离合之情 抒身世之悲——再论《洛神赋》的主题

曹植的《洛神赋》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意图,却是一个千古之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曹植创作《洛神赋》的目的在于"借离合之情,抒身世之悲",是一篇言志之作。     

论丰坊的书法学习观及其得失

丰坊的书法学习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书诀》、《童学书程》等书学论著中。在这些书学论著中,丰坊就学书的执笔、用笔方法、学书的先后次序以及如何临摹、如何对待刻帖和墨迹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学书者必先审于执笔;(二)用笔无二,必以正锋为主;(三)学书之序,必先楷法;(四)学古人书,若徒看刻本,终无所得。丰坊提出的这些观点,有许多可取之处,同时也有个别地方有待进一步商榷。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陆草（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说近代文人对金石爱之成癖，并非夸大其辞。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仲夏，当时任福建临汀（今长订）知县的刘喜海（１７９３—１８５２）曾不无得意他说：余素有嗜古癖，鬼金石文字积四五千种，为《金石苑》，宋人题名亦几...     

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金瓶梅》版本的几个问题考辨

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三种版本的《金瓶梅》中,《新刻金瓶梅奇书》为嘉庆二十一年由书商刊刻的以皋鹤堂本为底本的八卷删节俗字无批语本金瓶梅;1933年3月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零四部之第捌拾陆部,是一部改错补缺的《金瓶梅词话》的较好读本,其补改的时间当在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出版之前。大安本《金瓶梅词话》是日本所藏《金瓶梅》的完好本,考之于书中两种鱼尾版式、"金瓶梅词"三次出现以及墨丁的类属,发现万历丁巳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存在着重刊的痕迹,即存在着此本前还有更早刻本之可能。     

略论龚自珍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龚自珍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近代社会开端的一位先进思想家。他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思想,对晚清思想之解放,发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他备为推崇,尊之为思想先驱。     

龚自珍的掌故学述略

掌故之学，乃史学之旁支，不仅有资于文献，而且可以经世致用。清朝以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对汉族文人学士广为猜忌，百端钳制，文字之狱接武于朝。士子们大多噤若寒蝉，不敢褒贬时政，妄议朝政，惟有终生埋首经籍，冥心追古。因此，“不独讥刺朝廷之语绝无所闻，即掇拾掌故、导扬盛美之书，如《熙朝新语》、《石渠广记》之类，亦不多见”①。嘉道以降，伴随着经世思潮的勃兴，士子们竞相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掌故之学蔚为风气。而首开风气者，即为龚自珍②。但后世研究龚自珍学术的学者大多忽略了龚自珍对掌故学的贡献及掌故学在龚…     

《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的作品,它本来只是曹植受宓妃传说启发、效仿《神女赋》而作,但由于自东晋以后,《洛神赋》也成为流行的书画题材,画家及观众的视角,使得对它的解读发生了改变。同时由于甄后之死,在魏明帝时代就是颇受关注的话题,融入很多想象,再与《洛神赋图》结合,便为《洛神赋》增添了传奇色彩,既赋予它"感甄"的内涵,也创造出一段爱的历史。     

柏拉图《理想国》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作为西方早期伟大的思想家，柏拉图对后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尤其是他的代表作《理想国》更是为西方学人推崇，研究者甚众且成果颇丰。本文拟从教育思想方面，评析柏拉图在该书中的有关论述，并探讨今日西方教育思想之成因。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由盛转衰时期，他目睹了当时雅典的内忧外患。身处乱世，历经动荡，他一度想从政的理想幻灭了，但是他仍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计划纲要，试图找到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式，以挽救希腊城邦的颓势。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写作了《理想国》。在书中，他呼吁必须“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     

戴震著述书目补正

戴震著述的存恢、真伪、版本等，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前辈学者写过不少这方面的稽考文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梁启超《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和胡朴安《戴先生所著书考》①。梁氏对于戴震书目“无论已成本成、已刻未刻、或存或佚、为著为校、独著共著”②，皆依段玉裁《戴东原年谱》加以编列，全录原序，多所考证。胡氏则把戴震书目分为“见存”、“佚失”、“手技”三部分，重点考述了已刊书稿的版本源流、未刊稿的收藏来源，以及佚著的内容、著录。胡氏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全集》编刊前的考查报告，为《全集》精选了…     

龚自珍“书生议政”述论

“书生议政”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打破清中叶以来经学统治的僵死沉闷局面,首开中国近代“书生议政”风气的人物,是杰出的思想家龚自珍。 龚自珍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锐眼光和批判勇气,凭“三寸舌、一支笔”(《行路易》,《龚自珍全集》第440页。以下只写《全集》及页码),抨击时弊,倡言改革,慷慨论天下事,不仅使人们读之“若受电然”,对“晚清思想之解放”也起着巨大作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4页)。而且时至今日,他那讥切时政、愤激辛辣的诗文,仍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岑仲勉教授的遗著

去年逝世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岑仲勉先生,著作极为丰富,除已出版者外,直到他去世时,还有下列六种专著在中华书局审阅中:《于阗文件考释》;《中外史地考证》;《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唐人行第录》;《金石考证》;《汉书西域传考释》。这六种著作,都是岑老晚年写就的作品,其中对许多问题都提出独到的见解;但用力最多,研究最精     

从“兰亭论辩”看郭沫若的碑学观念

郭沫若的书学论述主要表现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起的"兰亭论辩"当中,他采用李文田的跋文作为自己观点有力的史料支撑,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用碑学家的观点来怀疑帖学经典。可以说,"兰亭论辩"是碑帖之争的延续,也是郭沫若碑学观念的集中体现。另外,郭沫若生活的时代受碑学大背景的影响,他的书学思想必然也带有碑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