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

通过比较流入地市民、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水平及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相对收入比率发现,其一,与本地市民相比,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更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较低,表明流动人口群体内发生了因户籍制度引起的收入分化;农村户籍使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获得与本地市民类似的收入待遇。可见,在探讨流动人口的收入时,必须区分其户籍身份,以免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其二,虽然在经济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同类人群,但相对融入程度却更低;而在欠发达省区,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市民更接近,呈现出低水平融入的特点。这表明,经济发展与收入融入并非线性关系;发达的经济也未必能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关注人口安全，促进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协调发展

人口安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人口安全既应该包括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协调,也应该包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等的和谐,使他们处于可持续的发展状态。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出现了与城市和农村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流动人口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协调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大量的人口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包括养老、儿童教育等多个方面,关注流动人口给农村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乡城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是关键。而流动人口公共健康权益的可获得性和可及性程度又是增强流动人口身体素质、定居意愿、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聚焦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共健康权益的现状,进一步使用二分变量对数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少数民族流动家庭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定居意愿发生比的影响,关注家庭主要劳动力（个体）和家庭其他成员（幼童、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特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家庭定居意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可及性程度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家庭成员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大于个体影响效应,但孕产妇公共健康权益可获得性与家庭定居意愿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二是不同健康权益项目对单个个体健康权益可及性的影响权重不同。健康档案项目对个体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疫苗接种项目对幼童公共健康权益的影响效应最大,孕产妇四项公共健康权益项...     

西北地区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

伴随着经济地理格局的空间演变,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更趋活跃。文章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首先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多区域人口区位选择模型,揭示了人口空间流动的影响机制;然后以西北地区为例,选取2017年CMDS微观个体数据和城市层面特征数据匹配,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西北地区整体来看,区域地方品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能、收入水平是影响人口域外流出的主要因素,而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及工业化水平有助于抑制人口域外流出;从西部地区分省区来看其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宁夏人口域内外流动对于地方品质敏感度最大,接近陕西的16.47倍、甘肃的2.72倍,产业结构对宁夏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也很大,而收入水平对陕西人口域内外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看其影响因素亦具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大专及以上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的敏感度最大,约是初中及以下流动人口的1.90倍、高中与中专流动人口的1.39倍;地方品质是影响未来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空间配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实证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市调查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多水平模型,在城市、区县、个体三个层级对离城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发挥影响的主要在县(市、区)级,主体功能区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对居住环境或条件的不满不会导致流动人口离开所在的城市,与老家相比"当前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对流动人口未来是否留在本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两年来本市的流动人口对未来离城的看法并不稳定。     

人口流动视角下中国房价波动的空间异质性

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影响房价波动的因素有许多,但在中国流动人口带来的住房需求却成为提高城市房价的关键因素.基于2005—2013年235个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净流入人口越多的地区,房价涨幅越快,流动人口每增加10万,将会使每100平方米住房价格上涨3360元,特别在一、 二线城市,房价分别上涨6024元和15394元.2010年以后,流动人口在东西部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是使房价波动呈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素,其中,珠三角地区成为人口流动对房价影响最大的地区.     

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老年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老年人口发生迁移流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流动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公共卫生服务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流动老年人口由于年龄因素,身体健康状况更加备受关注。如何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险方式使老年人享受异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流动老年人口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三个层面对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进行描述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方法研究相关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居留意愿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个体特征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老年人口居留意愿均有影响;从流动特征的维度来看,流入区域、流动范围、流入时长与流动原因四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均对流动劳动年龄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中,除了再就业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全部类别或部分类别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流动老年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融合提供科学依据。     

人口“乡-城”流动下城镇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预测：以西安市为例

本文运用人口发展方程与回归预测方法建立了人口“乡-城”流动规模测算模型。根据社会保障精算原理构建了人口“乡-城”流动下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对2009—2020年西安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额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西安市失业保险基金支出总量年均递增12．93％,由2．67亿元增长到10．19亿元,其中,由“乡-城”人口流动引发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额从1232．75万元增长到2．58亿元。年均递增31．85％。     

流动人口空间体系及其与城镇体系的相关分析-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及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研究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的空间体系以及流动人口空间体系与城市体系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武汉城市圈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的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武汉,武汉是主要的迁入人口的集中地。此外,武汉城市圈的城市体系和流动人口体系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地区间人口流动的增强会使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加,以及人口素质结构提升,同时也会使武汉城市圈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加强;城市体系对于流动人口体系的影响相对要大些,城市人口规模、素质结构,以及空间结构都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     

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分层模型研究

将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使用非线性分层模型分析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个人基本特征、经济状况、流动特征对户籍迁移意愿存在单独的影响,流入城市特征不存在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直接影响,但通过流动人口个人层面特征跨层交互作用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有子女随迁和在流入地居留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越强,流入地的教育公共服务质量越好越会强化这种倾向;已在流入地购房、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更高,流入地的人口规模越大越会加强这种作用。     

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与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相关性研究

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下称乡—城人口迁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口迁移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使乡—城人口迁移成为我国政府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及形成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迁移人口的定义很多,本文中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所在地未发生变化,仅改变了居住地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离开居住地的时间为半年。１．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前,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选择机制,技能溢价与人口迁移——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检验了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的自选择假设,即低技能劳动力通常倾向于从技能回报率与收入差异较大的地区迁往技能回报率与收入差异较小的地区。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较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有着更高的迁移倾向,而且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迁移率,其主要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的迁移倾向会下降;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收入水平也是影响迁移动机的重要因素。     

云南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状况分析——基于云南省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是近年来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趋势。本文利用2013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结合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户规模、收入与支出状况、生育子女、子女入学和独生子女状况五个方面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态势。对加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促进人口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86个城市2002~2012年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运用空间计量及门限模型对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人口的地理饱和度对人口流动有正向影响;以房价负担表征的人口的经济饱和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2007年之前影响不显著,2007年之后则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我国外出劳动力省际回流特征及其个体影响效应研究

非户籍地省际回流是回流返迁的重要构成,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劳动力回流特征及其返迁后生活状况的变化,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CMDS）,探究我国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特征,并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从经济收入与消费、家庭团聚、社会保障、社会归属感四个维度对其省际回流的个体影响效应进行评估。主要结果发现：第一,城镇地区是外出劳动力非户籍地省际回流的优先选择,其中县级城市的回流比例相对较低,非省会的地级市回流比例高于省会城市;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双向流动模式已初步显现;回流的家庭化特征明显,实现家庭团聚和寻求家庭稳定发展是流动人口的终极目标。第二,与跨省流动相比,省际回流后的劳动力收入水平显著降低,与配偶、子女居住的家庭化流动程度更高,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和社会归属感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外,协变量中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省际回流均呈现“倒U型”的关系;已婚、少数民族人口更容易回流;跨省流动时间越长和跨省时子女随迁的劳动力回流可能性越小。总体来看,家庭因素是整个回流决策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要更多地考虑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的发展和福利保障;同时回流地区也要重视回流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