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与脱嵌：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中的双重管理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是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的主要形式，但比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包括缺乏竞争性、合同完整性和绩效评估效力不足，这意味着需要基于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养老服务的复杂属性使政府的购买行为呈现嵌入与脱嵌的“双向运动”特征，并在管理上产生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的双重管理逻辑。为分析双重管理逻辑如何运行，选取S市为典型案例，指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关系可以实现融合并相互促进，从而推动养老服务供给高质量发展。总结理论与实践，认为我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在管理上须超越纯粹市场逻辑，注重信任关系构建，包括在信任基础上建立合同关系、基于自由裁量权细化合同条款，打造服务品牌以提升服务绩效。     

系统论视角下的文旅融合动态演进逻辑与发展路径探索

我国文旅融合的发展经历了多层次、复合化的演进。作为一项牵涉多部门、多领域,涉及多方法、多要素的系统性工作,文旅融合需坚持用系统观念探索其发展逻辑。从经济、文化、生态等角度切入,我国文旅融合主要面临融合理念落后、产业逻辑单一、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缺位等问题。本文以系统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政府驱动、多元主体协同和文旅共振等三重机制的动态演进逻辑及综合作用效果。基于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本研究对未来发展路径展开了积极探索。具体来看,首先,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注重树立“大旅游”发展观念,处理好共性与个性、产业与事业、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以及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其次,应遵循“新创—修正—稳定”这一周期发展规律,着力打造“核心点—特色线—联动面”的创新演化格局;最后,应以目标为导向,促进实现供给与需求以及结构的动态平衡,从而增强文旅融合的内生发展动力。     

社会组织发展三题

【核心提示】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管理格局的建构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的二者的关系引人瞩目。事实上,基于社会组织的公益宗旨与政府的“执政为民”理念天然的藕合性。政府与NGO间以“合作与共融”来形容亦不为过。政府为NGO提供注册管理、购买服务方面的宏观支持,NGO则不断推进自身能力建设、     

专家参与还是公众参与? ——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评估主体的一项经验研究

本研究借鉴新治理理论和公民参与相关理论,从实践出发反思评估主体形成过程及各问责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笔者所参与的H市社会服务评估经验,比较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的动力、渠道及规则或相关约束、效用等方面的差异,来研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评估主体.首先,从专家参与评估机制来看,分析专家身份获得、立场、个人与工作价值宣称与利益关联等.其次,将公众参与区分为有组织的公众参与与无组织的公众参与.本文认为公众参与的难题在于公众意见的差异性和公众责任扩散性.再次,从参与程度高低将专家和公众共同参与评估分为四种理想类型.最后,政府选择哪一种参与类型,需要考虑评估所处的社会服务发展水平、问责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公众的认可度及接受度等情况.如果要超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治理工具的局限性,积极的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对促进社会服务发展乃至公民治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世纪政府领导理念探析

新世纪政府领导理念有十一种转向 :从本土化领导走向国际化领导 ;从工业化领导走向信息化领导 ;从人治化领导走向法治化领导 ;从国家为中心的“管理”行政领导模式走向兼顾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平衡的行政领导模式 ;从权力取向的领导走向服务和影响取向的领导 ;从“公共行政”走向“重塑政府” ;从单一主体走向多元主体 ;从工具理性走向交互理性 ;从传统的目标—过程取向走向结果取向 ;从官僚本位走向顾客导向 ;从效率取向走向质量取向。     

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

“政府主导的购买服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大陆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模式。从政府到民间、从理论界到实务界几乎都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重大机遇。本文认为,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不能以放弃“社会性”为代价。基于对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历史进程的回顾,本文指出,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是社会工作转向“社会导向”的必要条件。本文呼吁大陆借鉴台湾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在专业化的同时推动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回归。     

知识逻辑VS传媒逻辑：新媒体语境下专家话语的“曲解化”研究

专家的形象污名化和话语曲解化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放大,引发社会性的知识权威跌落。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透视专家话语在传播通道中发生扭曲和流变的原因。研究发现,专家—媒体—公众场域内,存在着传媒逻辑和知识逻辑的双向协调与二元争锋,不确定的知识、矛盾的传播者以及激扬的舆论环境造成了专家话语的误读。为摆脱困境,重建专家角色的社会威信,三方还需联起手来,共建良性的社会互动机制。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艺术·宗教·人——欧洲前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动因考察

一、“丝绸之路” 我们走的是一条通往文艺复兴时期的“丝绸之路”。这路与其说是历史 的,毋宁说是逻辑的;与其说是逻辑的,毋宁说是形而下的。它是古代现代也 是未来,是天国自然也是社会。它“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它受无法言明的自 然法则的支配。”② 当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就为人刻下了“理解你自己”的神谕,我们就萌发了这样的向往:抛却理性思索的冒险和痛苦,从事对自身的复现术与溯。因为理性的质的规定性和致命的弱点就在于:自身无法重建。“如果理性能够创造知识,那么人类的其它创造活动都可以象知识一样可靠了。”③ 人性…     

增强云南自治县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对策研究

基于云南的特殊省情,对云南自治县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进行研究,对全国民族自治地方而言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借鉴价值。增强云南自治县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再造”的过程,只有从政府服务理念上进行输入与转变、从绩效导向和政策导向上进行纠正、从政府体制改革上进行创新,才可能从深层次上解决沉病积弊。     

从实际上的从属到算法剩余价值——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剩余价值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数字资本究竟从何处获得利润,数字劳动何以为数字资本和平台资本提供剩余价值。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马克思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实际上的从属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帮助我们理解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也让我们理解工人的身体以能量或劳动力的方式依附于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身体被贬低为纯粹的能量储存器,与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联合成为具有生产出“机器剩余价值”的机器,而机器反过来奴役了身体,让工人身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在数字时代,物质机器已经被无形的行星规模的算法机器所取代,但算法机器奴役的不再是工人的身体,而是广大被数字化的用户。这样,物质性机器剩余价值概念逐渐变成了无形的算法剩余价值概念。     

“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政府动员与基层互动——基于广西钦州的个案调研分析

当前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配套,推动基层政府通过“试点-扩围”方式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基于钦州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个案调研发现,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基层政党组织的责任包干意识以及对宣传载体的依托,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特征.其困境在于村规民约的局限性、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和第三方治理的缺失,通过内外动员互补与财政支出优化为导向的政府动员和以服务下沉与多元协同治理为导向的基层互动,才能突破困境,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化.     

产业化逻辑下国产电影保护政策有效性及未来走向

电影产业对于国家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其经济价值,更在于其作为文化商品（服务）所提供的文化价值,多国政府基于此考虑均出台了国产电影保护政策。本文基于产业化逻辑,梳理比较典型的国产电影保护政策,包括进口配额、银幕配额、“国产电影保护月”以及相关的部分补贴政策等。通过制片、放映和发行三个核心环节分析政策的特征变化和有效性,最后结合保护幼稚产业理论,试图挖掘国产电影保护政策的背后逻辑以及未来发展走向。     

爱馨养老集团为政府分忧 帮子女尽孝

“为政府分忧．帮子女尽孝”是爱罄养老集团不可动摇的基石。注重服务，追求服务品质；重细节，追求质量标准，打造“家庭式公寓、亲情式服务”是爱馨养老集团追求的目标。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     

基于创新实践共享平台的“递进四层级”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了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主动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制高点,亟须全面推进高校工程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改革。当前高校工科专业核心课程普遍存在实验设备缺乏、平台建设落后等问题,导致实验环节无法有效开展,理论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严重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基于上述问题,该文结合自动化专业教学实践,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自动化核心课程为基础,探索创新实践共享平台建设新途径,提出“兴趣激发—基础夯实—综合实训—项目升华”的“递进四层级”课程平台培养新模式,助力培养具有较强创新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正宗与时变：基于安溪铁观音的产业治理与生产实践研究

在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对于地方的产业治理，学者普遍关注政府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未能充分揭示政府产业政策内容的逻辑与农民具体生产实践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安溪铁观音的个案考察，本文指出，地方政府以“正宗性”作为茶业发展的抓手，实际上是将传统的生产方式改造成更加单一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现代化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茶农基于生产技艺、农时安排以及社会关系状况的灵活性产销存在根本的张力。通过对具体的茶业政策和农民生产实践的考察，本文刻画了这种张力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及其不同后果，并着重指出，相比于地方政府诉诸正宗性的产业治理逻辑，农户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产销逻辑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基于BOPPPS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创新设计研究

该文以机械类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逻辑起点,秉持“教”与“学”相结合、“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学理念,提出基于BOPPPS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创新设计方法,从优化教学内容、明确教学目标、以实践运用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及教学组织几个方面对教学创新设计进行阐述,最终通过教学效果呈现,验证混合式教学创新设计的有效实施,解决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推动了机械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创新研究。     

职业社会学视域下中国补习讲师的“入市”与“出市”

基于职业与权力中控制生产—消费关系的国家、市场与共同体三个主体构成的理论框架,对中国补习讲师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职业社会学考察。围绕着作为消费者的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的界定及这种需求的满足方式,国家、市场和共同体之间展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在“强政府”的国情下,国家逻辑实现了对市场逐利逻辑和共同体专业逻辑的压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通过调解式控制从根本上重构了教育生态,重新界定了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需求,并将此种需求的满足方式从市场化的补习行业和补习讲师转移到了公共性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师,同时通过“营转非”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补习行业的去市场化。由此,中国的补习讲师呈现出从“入市”到“出市”的演变。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