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

金融与技术的创新发展及深度融合,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量,带来很多新的治理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讨论互联网金融风险与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给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带来了一些基本挑战,即创新的迭代性与响应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的连通性与责任的地方性之间的矛盾、交易的涉众性与稳定的压倒性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构成政府治理的结构背景,引发和形塑了政府在治理技术、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的回应方式和内在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实质上是新的风险特征与政府治理机制之间的匹配问题,即互联网金融风险在隐蔽性、跨域性和转化性三方面的综合特征,与政府既有的风险识别机制、风险隔离机制、风险处置机制不相匹配。因此,政府治理机制亟待转型,需要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向进行优化。     

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金融开放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采用金融压力指数法对2009年1月至2020年9月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进行测度发现,金融开放过程中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螺旋上升态势且金融系统脆弱性风险较为突出.此外,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对金融开放与风险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与汇率波动风险和债务违约风险存在长期正向关联,而与金融系统脆弱性风险和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基本呈负向关联.同时,这种联动具有非线性特征,并且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存在显著的时变性和异质性.其中,金融开放对汇率波动风险存在显著的长期影响,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正在逐步衰减,而对金融系统优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倒逼作用也在日益强化.因此,应着重强化汇率风险敞口管理和宏观审慎管理,不断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与外债结构.     

金融科技风险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以金融科技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分析金融科技发展给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运用合成指数法及TVP-VAR模型考察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序性变化态势。研究发现：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交叉相关性，当前金融监管能有效化解传统金融风险，却不能有效覆盖金融科技变革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金融科技风险仍是未来防控的重点。应健全金融科技审慎监管框架，积极推进监管科技，建立混合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协调金融监管与宏观经济政策，严控金融科技风险。     

我国房地产企业风险特征与化解机制研究

房地产企业是中国房地产风险形成与传染的重要媒介,通过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演化特征剖析房地产行业风险是一种比较新颖的学术研究视角。近年来,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持续攀升,资金来源中的自有资金占比显著下降,以预售资金为主的负债和以房产、土地为主的资产期限错配问题愈发严重。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企业通过表外负债、隐性债务隐藏负债规模,部分房地产企业组织架构混乱、薪酬缺乏风险约束机制,存在较突出的公司治理问题。房地产企业风险的释放产生了明显的风险传染和顺周期效应,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在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的举措中,相关国家和地区推进房地产企业轻型化转型、健全债务处置机制、完善公司治理、建立流动性救助机制等效果显著。我国应在充分考虑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处置机制,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论文化反腐

所谓文化反腐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渗透到法律制度和人们的心灵,从而达到反对和防止腐败之目的.落后文化导致和催生腐败,先进文化则可有效抑制腐败,并为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反腐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方法,但制度反腐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条文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制精神的建设.文化反腐可为制度反腐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     

金融风险处置过程中防范道德风险的国际经验

在金融风险的处置过程中,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使金融风险错过了最佳处置时机,增加了风险处置的成本,也使得援助资金无法得到及时和有效的配置.当前,我国在金融风险处置过程中对道德风险的防范还存在过度依赖最后贷款人职能、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完善、道德风险的违法成本较低等问题.通过介绍国外美、英、瑞典、日本、新西兰等国在防范金融道德风险方面采取的主要做法,为完善我国的金融风险处置制度提供借鉴.     

反腐数据治理的价值意蕴、问题及策略研究——基于“监督—执纪—决策”的分析框架

数据治理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腐败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在反腐领域引入并重视数据治理对提高反腐败效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厘清数据治理对一般公共部门赋能的基础上，结合反腐机构的特殊性构建反腐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反腐数据治理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数据治理赋能反腐机构存在的问题，包括大数据应用的支撑条件不足导致数据监督模式不完善、大数据的高速性与人的有限性导致执纪工作不连贯、大数据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数据决策模式尚未形成。为此，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监督的支撑条件，完善数据监督模式；强化技术研发与制度建设，促进执纪工作的连贯性；构建数据技术辅助反腐决策机制，提高数据技术的应用层次。     

新世纪以来中国反腐倡廉研究进展:议题与范式

治理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在对权力腐败的传统形式和新趋向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期权腐败""裸官""炫耀性腐败"等部门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并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一些文献以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洁教育、制度反腐与惩防机制为主要治理范式,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理论界依然需要对部门腐败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在注重整体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同时,推进反腐倡廉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学,为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法治环境下海外追逃机制的完善

"十八大"至今,针对腐败行为的治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反腐的治理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更加倚重制度反腐。贪腐罪犯的海外追逃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又一重要战场,建立科学、完善的追逃机制是海外追逃有效展开的前提。在我国深入开展治理腐败犯罪的背景下,现有的海外追逃机制虽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追逃效果不明显、海外追逃成功率过低、双边引渡条约缺乏、国内监管机制缺位等问题,亟待从多个方面予以改进。在加大境内反腐力度的同时,完善海外追逃机制,是反腐工作的应有之举。     

论我国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的路径与机制

随着金融行业全球化、自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不断发展勃兴，如何在鼓励金融创新与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成为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传统金融监管“先发展后规范”方式已难以持续。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由来已久，其有效缓解了金融变革创新与金融监管规制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但至今未引起立法层面对其应有的重视，在法治实践中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和混乱，既往“试点”“试验”机制亟需完善。应借鉴域外监管沙盒等制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转变金融监管范式，开放金融监管立法试验，充分利用其所独具的鼓励创新功能与试错容错机制，加强监管科技与“先行先试”模式的应用与融合，变被动响应、等待风险驱动的监管模式为主动管理。推动试验性监管规则在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双方的对话与交流，使其在经验与规范之间来回往复，进而实现对金融监管规则的重塑，以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试验性规制路径与机制。     

转型期我国社团腐败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目前我国社团腐败主要发生在具有官方背景的社团,其中经济类社团和专业类社团是社团腐败的高发地带.转型中的社团腐败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政府与社会的界限不清、制度设计缺陷是社团腐败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加强高发区域的反腐工作是治标措施,而加强社团法律建设,改革不合理登记管理制度,建立政府与社团之间的新型关系是预防和治理社团腐败的治本措施.     

坚持公平正义的反腐原则——简评“腐败赦免论”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公平正义是法治反腐的必然要求.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在法治反腐中,应当坚持公平正义的反腐原则,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腐败查处没有例外,使任何腐败分子都没有逍遥于党纪国法之外的特权.     

民企反腐的行动逻辑：基于“诱因-需求-注意力-行为”框架的分析

清廉中国建设离不开民企的深入参与。近年,我国部分民企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自身的腐败问题,这意味着民企正在成为重要的反腐力量。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民企自发性反腐背后的深层归因。将民企反腐细分为反内权腐败和反外权腐败,建构“诱因-需求-注意力-行为”框架,对民企反腐的行动逻辑进行理论阐释。研究发现,组织分权程度通过刺激民企的经济利益需求,对民企反内权腐败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反外权腐败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压力打破了合法性需求的平衡,对两种反腐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民企主要负责人正义观通过刺激道德需求,影响民企的两种反腐行为。民企主要负责人反腐注意力在各诱因与民企反腐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民企廉洁建设实践,政府可提供廉洁建设公共服务,降低民企反腐成本;重塑全社会的互惠和信任机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打造廉洁文化,激发民企反腐败的协同行动力;加强对民企高管的道德教育。     

中国金融稳定的地区异质性测度及其治理

地区金融稳定是宏观金融稳定的基础，地区金融风险的波动及其治理将直接影响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2015—2019年省级层面的中频数据，选取来自主要风险领域的十四项基础指标合成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季度频率的地区金融稳定指数，刻画了造成各地区金融稳定发展异质性的重要风险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风险因素。研究发现2015—2019年，我国整体金融稳定运行趋势不容乐观，但不同省级行政区的金融稳定运行状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不同时段突出的主要金融风险也有所不同。在中国金融稳定地区异质性测度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地区内金融资源的空间适度集中、引导地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强化对阶段性突出风险的管控是地区金融风险治理可具体采用的三大长效措施。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一份基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报告

从规范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体制着手预防腐败,是反腐败斗争走向源头治理、制度治理的关键所在。2008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福建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尤其是把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预防腐败有机结合起来,使反腐败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有效地提高了腐败治理的效果,形成富有特色的创新经验。本报告力求把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梳理行政权力、市场体制与腐败治理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并提出中国转型期福建省规范行政权力、完善市场体制与创新反腐机制的方案,为推进地方政府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完善,构建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参考。     

经济下行周期下企业集群授信风险的防范及对策

企业集群授信呈现出一些新的风险特征,且在各地频发风险,威胁银行资产安全。目前防控企业集群风险存在信息不对称仍无法有效解决,风险处置以单体处置为主,未能考虑企业集群授信风险的传染性和渗出性特点,系统性安排处置方案等不足。企业集群授信风险防范化解应事前预警防范和事后处置化解并举。具体对策是:建立基于风险溢出与风险传染的社会网络风险预警与监测信息系统;强化风险溢出和传染的预警防范;理性做好风险溢出和传染的处置化解。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原因及对策

信贷风险管理是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突出问题,影响着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隐患,而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化解和防范风险的主要措施是不断地完善金融制度和金融创新。     

金融会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金融会计是金融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愈发展,会计愈重要。所谓金融会计风险,就是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会计核算错误或会计信息提供失误而导致的决策失误,以及因为主客观条件恶化或其他情况,使金融机构的资金、财产、信誉等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在我国经济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的情况下,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信贷与支付的风险上。金融会计风险就是金融风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信贷风险。因此,防范与化解金融会计风险,是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逐步建立适应商业化经营特点的管理型金融会计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