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的新形态。相较于西方现代化的扩张与掠夺,中国式现代化是民主平等、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现代化的再版,也不是苏联改旗易帜现代化的翻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造就了其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政治性和革命性以及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主动性和开拓性精神,成为党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党的百年自我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的科学方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就必须要强化党的理论武装工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领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本领担当;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论五个“重大原则”——从“五个坚持”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二十大报告提出,前进道路上需要牢牢把握五个重大原则,简称“五个坚持”,目的就是使全党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要求,面对机遇、困难、风险和挑战,明白我们“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根本问题,从而为贯彻落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部署打下坚实基础。“五个坚持”指明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基本问题,即：谁在领导、为谁而干、采取什么路径、动力之源何在、应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五个坚持”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所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根本遵循和重要保证。     

孙中山早期现代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1879年至1892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既是晚清中国较早全面认识西方现代文明、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先行者,亦是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卓越建构者。青年时期的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中国若要摆脱积弱积贫、民不聊生的困境,就必须步入现代化道路。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之前,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形成之早期。宏阔而敏锐的世界眼光,触发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的萌芽;广博而丰富的西学知识,则成为孙中山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源泉。孙中山早期中国现代化思想主要体现在实现农业、教育、工业、经济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方面,旨在通过“改良”与“革新”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救国济民”。孙中山尽量汲取被视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失败之教训,紧密结合晚清中国之具体国情,致力于探寻谋求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论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对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独特创造和独特贡献,其独特性主要包括：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在经济特征上表现为实现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的突破创新;在政治优势上表现为确保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真正实现;在文化品格上表现为博采优秀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共促发展;在发展动力上表现为以改革开放创新引领国家持续发展;在世界构想上表现为胸怀天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劲动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正确辨析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若干“等式论”驳议

放眼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为人类贡献了全新的文明形态。近代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也证明,只有中国式现代化才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所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本不会产生争议。但是,海内外却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中国式现代化等于‘现代化在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等于‘中国模式’”等谬论。针对这些所谓的“等式论”,我们必须进行辨析和回应,才能以更为清醒的状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其“特别性”。它生发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具体使用于1979年至1984年这一时间段的现代化相关政治话语中,是立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挫折后我国坚定追求现代化的具体战略,强调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实际。“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现代化谨慎探索的发展态度、实事求是与立足自身的原则遵循、调整起步的战略规划与理论发展。而历经四十多年的现代化实践与理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现代化开启了新局面,体现为自信自立的科学态度、自我发展与世界视野的价值融合、伟大成就的现实取得与理论体系的成功构建。可以说,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换,在发展态度、发展视野、现实与理论成就方面体现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性跃升。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字的删除、这一话语的变动与转化彰显了我国现代化思想在理论层面的成熟与自信,表明了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已处于我国现代化的成熟点与人类现代化的转折点。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分进与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分别从中国现代化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视角提出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均生成于改革开放初期。两大话语有“分”,有着相对独立的酝酿、生成、建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后大致呈现为出场——退场——重启的脉络,被写入党代会报告已到了40余年后的中共二十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报章后,很快即被写入十三大报告,并一路攀升为高频使用的热门词。又有“合”,体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与实现伟大梦想“关键在党”表述上的“四个耦合”。有必要在整合以往现代化话语(“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话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基础上,建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叙事。     

升华文明：现代化指向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在文明的框架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指引的基本方向。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在划分出文明与野蛮界限的基础上,拓展文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促使文明发展划出古今的界限,升华文明发展的总体层次。对中国而言,在其历史发源阶段,就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突破野蛮、突进文明。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也长期处在领先的位置。在近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受到局限。“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则内涵着接受、转化并创制现代文明的丰富含义。在文明持续发展的进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复兴,以及有贡献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两个目标,既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引,又是对人类文明的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文明的平台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基本理由。     

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三重结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坚持中国道路”总结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之一。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吸收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优点,又总结了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功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结构表现为党的领导-市场配置-人民主体的动力结构、国家-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平衡结构和驾驭资本-解放劳动-规范权力的治理结构。这三重结构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路径选择。     

五四时期“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其在经历多重探索后与马克思主义建立了本质性联系。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流行并广泛传播的时代,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期和孕育新范式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主义”传播彰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趋势。作为历史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主义”的传播而开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语境中得以发展,规制于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质的规定性”。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发生学”意蕴,应着眼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历史境遇,追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深入考察“主义”的传播何以规制并培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革命—现代化”路径、领导力量和根本动力,进而从整体性角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的必然逻辑和历史支撑。     

塑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三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出场不纯粹地预设建设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价值起点,源于打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在时空和理论上承继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全历程和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观点。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现实的跃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切换,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周延至多议题设置、多学科驱动和多主体参与的跨域逻辑,形成关乎中国式现代化旨趣维度的价值性和实践维度的布局性层累的完整链条。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兼论"告别革命"论的理论缺陷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步瓦解,中国开始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不仅使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十分悲惨,而且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因此,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就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辛亥革命作为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较为成功地完成了上述任务,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创造性开拓出区别于西方式和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深刻意蕴,充分表现在它立足于中国国情,蕴含中国文化,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式的现代化”由邓小平立足于国情的条件下首次提出,并随着时代不断丰富发展。其“平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突破了资本逻辑下的“西方式”现代化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国特色是中国区别于他国的鲜明之处,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协调地推进现代化进程以及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     

论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向

社会变革的进化模式和革命的模式都曾作为现代化方案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舞台上轮番上演,均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现代化路向不能凭空产生,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路向时应注意到历史的连续性,兼顾创新与保守,所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路向不假外求,应以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既有业绩为起点,不能忽视作为今日中国"现代化传统"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前人的现代化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转折点,标志我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根本转变。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抓住根本,不受干扰,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不仅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的历史启示之所在。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实质上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具体化”,体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发展的个性特点和特殊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更是系统的理论,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念、目标、发展战略、制度基础、文化蕴涵等多重内容的总结提炼。本文试图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的理论分解,从中国智慧、中国自信、中国理念、中国战略、中国方案五个角度,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性”,以便中国更好认识自身,有利于世界正确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