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以特大城市的三个基层社区为例

文章从理论和三个案例出发,分析了城市社区集体消费存在的问题,认为缺乏有效的集体消费组织和管理机制是导致基层社区治理失序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基层政权的核心责任之一是组织和管理集体消费.中国的所有制形式、居住方式和集团消费模式决定了集体消费问题必然长期存在,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将会为发展埋下隐患.     

基层减负的治理困境及梳理——以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形式主义"整治为例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自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提出"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以来,基层工作的运行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但在实践中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基层减负"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通过对C市Q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工作记录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文件数量繁多与客观工作需要的矛盾、人员配置不均与基层编制紧缺的矛盾、监督考核"痕迹管理化"等形式主义顽瘴痼疾成为限制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的重重枷锁.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政绩观异化、考评机制存在制度瑕疵、链路信息不对称等.若要继续深化"基层减负",提升治理能力,则需要通过统筹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完善激励评价与考核机制、发展技术赋能与数据矩阵治理等路径来实现.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地方实践及优化路径——以湖南省C市X村为例

完善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省某个中等发展状况的乡村为例,通过调研访谈,总结了该村党组织在政治引领、党员示范、平安乡村建设、网格化管理等方面取得的实践成效,同时指出该村党组织存在空心化趋势隐现、村级资源整合不足、乡土文化重塑乏力、上下级沟通桥梁意识淡薄等问题。未来可从吸纳多源人才、创新群众路线、发展特色产业、推广信息技术、整合多元文化、完善“三治”体系等方面着手,提升村党组织的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河长制”推行中的公众参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湘潭市“河长助手”为例

“河长制”要从一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设计转向为长效化制度实践,必然需要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基于对湘潭市推行“河长助手”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参与,需要建立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需求、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精准的身份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集中与理性化的基础上。同时,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不足、短暂化与形式化、治理成本高、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等“运动式治理”弊端。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宣传动员机制与实践策略——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其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如何将宣传动员和专项治理实现有效整合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建构了新时代社会治理中宣传动员类型和实践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实现压力传导;借助社会动员形成共识;通过共意动员建立共同体;依托行动动员实现资源聚集。本文以S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动员作为案例,阐释了超大规模国家如何在有效动员与避免社会失序、内部动员与外部动员等不同议题之间实现策略性平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在示范、刺激和信任的多重机制约束下达成治理预期。     

目的理解的进化论转向及其意义——以博格丹的温和选择主义为例

随着自然化运动的发展和进化论转向的出现,目的论作为一种重要的解释图式和自然化的科学基础又华丽登场了。它对目的的形式、种类、实质、发生过程、进化机理和作用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规定,强调目的既是由自然选择等物质力量所塑造出来并赋予有机体的一种维持和复制自身的客观的指向性和倾向性,同时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解释手段,可弥补常见科学的因果—功能解释之不足,离开了它,许多认知乃至生物现象就不可能获得充分圆满的解释。研究西方目的论的最新发展及成果有利于我们改变目的研究上的停滞不前的状况,实现认识的创新。     

基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公权力监督——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例

公权力监督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突破口.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不精准、监督滞后、监督信息孤岛等情况仍然存在,影响了公权力监督的效率.近年来,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廉政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重要领域,大数据的工具理性特点与公权力监督的价值契合,能破解公权力监督制约的难题.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监督框架,在防控数据风险的前提下打破信息壁垒、增强法律和制度约束力、强化精准预警功能,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最终实现公权力的有效监督.     

论福斯特对本质主义话语的颠覆策略——以《霍华德庄园》为例

本文从福斯特小说《霍华德庄园》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打破本质主义话语桎梏的“联接”行为入手,通过考察爱德华时期反本质主义的历史语境,分析本质主义话语对人性的戕害与束缚,及威尔考克斯太太对本质主义话语的成功颠覆策略,以此对福斯特批判本质主义的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并得出他破解本质主义困境的方法.     

统合治理视野下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以陕西省S县为例

基层治理现代化命题为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范式指引。通过提高基层场域的治理韧性,统合治理克服科层治理和条块分割的内在局限,从而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行动力。与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相比,统合治理以“全过程统合”的逻辑积极回应基层社会既要和谐安定又要充满活力的行动目标。它突出和释放党建势能优势,注重向下负责和敏捷回应,强调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为民服务和筑牢基础的互动,致力于探索基层善治和共同缔造的有效实现路径。通过党领共治、条抓块统、融合赋能和激励约束的运行机制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执政党整合社会、社会积极回应的统合链条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     

以政治巡察促进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路径研究——以某高校为例

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教学、科研、管理的第一线战斗堡垒,在高校党的组织架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落实这一战略重任的组织保证。当前,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水平不断提升,但面对全面从严治党对高校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开展政治巡察,是高校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巡察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使得基层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政治核心功能更加凸显,从而更加有效地凝聚师生共识、集聚发展动能,切实成为推动高校事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制度适应理论视野下的土地征收冲突与基层治理实践——以长沙市高新区为例

征地冲突对社会和谐与稳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减少和化解征地冲突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运用制度适应理论对长沙市高新区的征地实践工作进行分析发现,其制度文本与地方情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埋下了征地冲突的隐患.为此,该地基层政府通过基层治理实践,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短期内有效减少了冲突,提高了征地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制度弹性被进一步拉大,会对征地的严肃性和公正性造成冲击.其政策启示是: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征地制度文本,保障政策威信;另一方面,也需重视情境性与动态性,灵活实施具体策略,科学组合治理工具.通过双向着力,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实现更有效的基层治理以解决征地冲突问题.     

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与基层政府治理——以浙江省NH区为例的实证研究

浙江省NH区是全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试验区,本文以实证调研为基础.提出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重心在社区,关键是全面导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了NH区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基层经验、优势和局限,并提出了相应的四大对策.     

城市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公众参与问题研究——以唐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运营为例

作为全民共有共享的文化遗产,城市大遗址的保护利用需要公众广泛参与。本文以唐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和管理运营为例,分析在公共治理理论背景下,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公众参与的多种方式、积极作用、存在问题及改进举措。     

社会治理的策略选择及其内在逻辑——以煤矿安全治理为例

一百多年来,中国煤矿安全治理先后采用了市场秩序、政府监管以及全面国有制下的国家监察等不同策略.不同的治理策略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理.每一种治理策略都非完美无缺.良好的社会治理往往体现为成熟的市场机制、发达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和法律秩序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