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许学夷“诗体”论的文化整合特点

许学夷的诗体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整合特点。其诗体论的特征是文化与审美二重因素共生 ,整合了各执一端的两条诗学路线 ,形成诗学思想的一次超越 ;其诗分三体 ,是在发展论维度上体现了整合文化的意图 ,呈现“大本文层次”的理论色彩 ;许氏以儒家“中和”观整合历代意识形态审美与语言审美两种审美文化 ,表现了鲜明的对“情”、“志”合一、话语与蕴藉统一的美学样态的追求 ,这一文化整合方法论也体现着他的“入神”的诗歌终极理想形态。     

观念的踪迹——20世纪80年代“电影性”问题的发生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界关于“电影性”“戏剧性”“文学性”及电影“现代化”的论辩体现出追求新颖性的悖论。“电影性”或“电影化”的自觉是在1980年代初“新启蒙”的西方话语与国内“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合谋的语境中,重回电影本体论与审美论的必然归宿。主体论践行以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启蒙,追随“思想/文化/精神”的宏大叙事,在思维模式上是“反映论”的一体两面。作为形式主体,“审美论”按照表象直接性的知觉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作为合生主体,“反映论”按照因果效验方式来选择审美客体,二者各有其动力因与终极因。     

文学审美论的“知性方法”批判

作为“文学工具论”的反动，“文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出现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因而在学理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由一种片面导向另一种片面的现象反映了思维方式上的“知性”局限，因而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其反思的路径可以从“自律论”、“二元论”、“特征论”等观点入手。     

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检视

发生在３０年代的“软性电影论”的争论,是建国前中国电影界涉及电影理论问题的最大的一次争论,由于过去一直以单纯的政治视角来对待,从而忽略了其中的理论价值,也遮蔽了“软性电影论”背后与现代都市商业文化的一种新型血肉关系。“软性电影论”者强调电影的艺术性,同时注重电影的娱乐消遣性特征,反映了整个海派文人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自有其理论贡献。但由于它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和激进的革命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偏移,既在横向的时代处境尴尬,又在纵向的历史上错位,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位置     

“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文本之维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20世纪以来,文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了阐释边界建构中具有奠基性的维度。作为语言文字的造物,文本为阐释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目标和路径,有助于跨越相对主义的藩篱,对意义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确定性加以重建。在理论中心的背景下,对文本的诉求将促使人文学者摆脱观念先行的虚妄状态,获得来自文本经验的佐证与支撑。当然,对文本的执着蕴含着阐释的独断论倾向,而文本的中性特征又很容易造成不同阐释话语的冲突。因此,如何以文本为契机,使文学阐释中的诸要素形成良性对话与动态平衡,将会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略谈审美的现实性问题

审美意识形态论关于“审美”的理解以浪漫主义美学为基础,注重审美的无功利性与自律性价值,但这种“非现实性”的美学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意识形态理论存在差异和冲突。因此,新时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建构难以解决其理论基础的深层断裂问题。在当代文化现实与学术语境中,审美自律论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受到广泛质疑。各种肯定审美的现实性、强调“艺术与生活统一”的生活美学观逐渐确立起来。而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生活实践美学,它关于审美现实性内涵的理解应当成为我们认识文学艺术审美性的前提,也应当作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基础。     

“客观性”范畴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 在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人们广泛地使用着“客观性”这一范畴。“客观性”范畴似乎“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本体论(唯物论)、辩证法、规律论、认识论、意识论、社会论(社会历史观)都少不了它。也许正由于人们对“客观性”范畴使用多了,就把它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熟知的常识来接受,而对“客观性”的含义及其表述,从不作为一个     

从“深层历史解读”到“思想构境”——由“拟文本”看文本对象在方法论创新尝试中的作用

＂拟文本＂意指读者在阅读某一文本时,留在文本或摘录式资料上的多种读书批注。它所承载的信息往往是随意与散乱的,缺乏固有的逻辑构架。因此,对拟文本的解读必然要求读者确立对于文本的主导地位,并不可避免地在解读过程中体现出理论生产的主体性,这恰恰为＂思想构境论＂提供了理论印证。＂思想构境论＂创立的目的就是要告别以还原或者逼近客观性为宗旨的传统文本解读方法,坦然承认任何解读都只是读者的一种＂创造性的生产＂过程。＂拟文本＂自身固有的特质与＂思想构境论＂主观要求之间的契合,凸显了文本对象与解读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深耕“超语言学视界”，推进“多声部对话”——国际“巴赫金学”最新进展之管窥

理论之树也可以常青。世界人文学界对巴赫金的发现已走过一个甲子的历程,国际“巴赫金学”历经四十载风云,巴赫金理论的思想魅力仍不减当年。俄、英、德诸国“巴赫金学”专家仍在对巴赫金理论进行深耕。不论是对巴赫金之于叙事学的贡献所做的学术史梳理,抑或对“复调小说”与“复调音乐”的关系所做的学理性重审,还是从理论建构风格来看巴赫金“对话论”的文化哲学品位,甚或将“对话论”作为人文科学推重的一种理念,也作为人文科学适用的一种方法,这些探讨都在表明：“超语言学视界”与“多声部对话”路径,已然成为以多元文化互识互动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世界人文学者的共同心声。     

“通权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和拓展

本文通过分析“通权论”与“国家有机体论”“海权论”“陆权论”和“边缘地带论”等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内涵以及作用方式的异同，认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霸权和强权主义思想与当今时代发展存在相悖之处，进而分析这些理论中“通”的成分及其作用，并对“通权论”的内涵及作用方式等进行详细的阐述，提出“通权论”是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传承与拓展的结论。最后，针对世界各国如何发展“通权”提出了相应建议。     

从“唯一可能的答复”看马克思恩格斯三份俄国问题文献与“跨越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论”内涵唯一公开的揭示。因此，我们理解和阐释“跨越论”,应该严格以这个“唯一可能的答复”为基础。然而，学界在对“跨越论”的实际阐释与论证中，依据和使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三份俄国问题文献，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尤其是其草稿)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唯一可能的答复”的角度审视这三份文本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明确或完整表达“跨越论”。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妙悟”与“直觉”:意义瞬间生成中的呈现模态

“妙悟”和“直觉”在强调审美的主体性、审美心理体验、直觉感悟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强调文艺鉴赏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对文本阐释的方式上重视审美直觉的体验方式,在鉴赏过程中都富于想象的张力,体现出一种心灵赋形和超像显现的特征。     

宗白华美学思想中“信”与“爱”的悖论

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存在着“可信”和“可爱”的审美理想冲突。宗白华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应是富有生命精神的、雄丽的、能对时代精神起到振衰起敝作用的,这是“可信”的一面;然而,宗白华在他的艺术创作和“散步美学”中向我们呈现的审美理想却是忧郁恬静、闲和静穆的,这是“可爱”的一面。一边是“舞”的生命精神,一边是“静寂”的审美意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理想“悖论式”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充满了紧张、矛盾与张力。这两种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是如何在宗白华美学思想中“逆反”地融合在一起的呢?从“可信”与“可爱”的视角出发去探究宗白华的美学思想及其悖论,能够克服学界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中片面化、简单化、肤浅化的问题,进而揭示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维度。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从文化编码理论看“经”与“纬”的传统文化阐释

文化N级编码理论强调了实物材料的重要性,并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叠加过程,这为传统文化的探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由于汉字显著的图画象形特质,在揭示传统文化和思维方面有着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优势,从汉字入手,可以体察文化原初的意义,破解后代象征符号的文化基因。本文结合文化N级编码论对“经”与“纬”二字进行了文化阐释,“经”“纬”本是指织布机上的“纵线”和“横线”,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二者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含义,“纬”的义项在引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大不如“经”,“经书”和“纬书”的历史地位也有很大差异。本文试图揭示这种文化差异产生的深层原因。     

阐释学视域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审视

“艺术终结论”向来是国内学界的关注热点,但多数研究者都将“艺术终结论”视作黑格尔首先提出的命题。那么,在对特定文本阐释时探寻作者本意是否有一定的合法性？本体论阐释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分别以“伟大艺术终结”论和“艺术的过去特征”论来概括黑格尔美学的相关言论和思想。通过对读和细析黑格尔的文本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阐释可见,黑格尔本人并未提出过“艺术终结论”的命题。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黑格尔的概括和论述虽然都依托于本体论阐释学的框架,创造性地发挥着自己的见解,有意无意地偏离了黑格尔的本意;但在具体分析时则往往试图贴合黑格尔论述的原意。这一特殊的阐释学现象意味着,方法论阐释学寻找作者原意的主张并没有完全过时,在特定条件下能与本体论阐释学形成互补。     

查禁与阅读：“四大奇书”流布的两种面向及思想史价值

明清统治阶层通过查禁促成“四大奇书”流布的“小说淫词”社会身份。“诲淫诲盗”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限定了“四大奇书”存在意义的多维阐释及与世人交流的沟通渠道。与此同时,近现代读者采用阅读式的审美批评,强调对“四大奇书”文本的直接体悟式品评,意图消解“诲淫诲盗”的先入之见,促成了“奇”性阅读趣味及读者心灵满足式、精神独白式批评的另一种接受局面。可见,关注查禁与阅读的交织之于通俗章回小说在不同时期的流布细节,能够揭示通俗章回小说在历史长河中被加以公共性塑造的文化必然性,多角度构建通俗章回小说的历代批评史。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