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 ,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 ,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 ,都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重大转向 :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 ;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的现代性转向复调的现代性 ;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 ;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 ,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切入现代性理论,一方面深化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背景和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分离,其核心内容为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批判,第二阶段为市民社会的实证性批判,第三阶段为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的世界观由早期黑格尔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有着直接的关联。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集中为:市民社会是“伦理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则主要集中表现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前期主要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内涵及功能的探索而阐发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奠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根源于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领域和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领域对以语言为媒介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侵蚀,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拓展了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域,增强了其解释力,诊断了现代性的症侯,推进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但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自身也存在着限度.     

困境与转向:社会学理论的当代考察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传统社会学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当下面临的困境之根源,从而对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作出解释性的探讨,并同时对后现代社会理论自身做出反思.文章认为,社会学是现代性的科学;随着现代性逐渐分裂为科学现代性和人文现代性并且日益加剧,导致了社会学的困境;作为摆脱困境的可能出路,社会学出现了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是在对现代性和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反思、传统社会学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后现代社会学对其自身反思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建构其话语的;它没有超越现代性的框架,这种多重反思的目的是追求现代性的自我完善.     

论现代性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范式之维

作为质的规定性,现代性已成为转型社会不可回避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语境。于社会论之,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运行方式和制度安排;于个体论之,现代性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气质。现代文化的现实境遇、应然状态和理论范式只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和诠释。在现代文化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经济与政治结构的现代性是文化变迁的前提预设,是现代性转型的动力机制;社会心理和思想结构的现代性离不开意识形态教化的现代转向,它成为现代性转型的价值诉求;现代性的知识形态具有方法论意义,并有成为文化转型理论范式的可能。作为方法论的知识形态现代性,它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实践化路径。当然,范式的建构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工程,从理论预设、逻辑思路到实践路径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终将与文化发展一道,大踏步前行。     

从政治观念论到社会理论:斯密、康德与黑格尔

在近代思想史上,亚当·斯密开辟了现代社会理论传统,以一种对市民社会的经验性分析取代了政治观念论的方法,确立了现代政治的核心是市民社会。与此同时,康德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观念论的超越性,通过把现代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哲学的先验反思中,克服市民社会的自然主义维度。最后,黑格尔立足于整个现代性的成就之上,把市民社会重新纳入到政治观念论的反思系统中,努力促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伦理统一。黑格尔对政治哲学中经济—政治关系的这一深度阐释,敞开了通向理解马克思实现西方政治哲学革命的根本出路。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综合,敞开了通向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革命的根本出路。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向。自由理念的实现依次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环节。市民社会的成员既相互独立,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又相互依赖,每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国家超越并提升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内含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三个环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对两者的区分存在不彻底性,忽视了文化批判领域,存在着国家至上主义倾向。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范式——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及其意义

现代性问题构成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展开的基本主题。黑格尔将“理性”视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以绝对理性的政治国家来扬弃形式理性的市民社会环节。在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域,马克思以“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否定了政治国家对经济基础的超越性,揭示了现代的精神原则和制度设置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共同切入点,同时也构成了他们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内在限度。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现代性是对现代工业实践蕴涵的理性精神的反映,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既具有引导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又企望把握终极真理,建立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受到解释世界的视界的局限。马克思以改造世界的新视野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预示了变革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从而使现代性与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当前的现代性危机不仅是理论的危机,而且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我们要以马克思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为指导,借鉴西方哲学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的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青年马克思批判之路的“两个转向”及其启示

青年马克思的批判之路经历了"两个转向",其一指研究对象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其二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视角从法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理清这"两个转向"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合历史性和合逻辑性,也使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内涵变化及人文关怀等方面得出不少启示.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贝克从现代性的危机着手分析了现今人类社会遭受到的各种危险,并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作为他的风险社会的理论诉求,开启了风险社会研究的当代转向。本文认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对当代我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革命科学与社会转向——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理论初探

与以往社会理论不同,面对现代性危机,马克思转向社会生活的分析从而发现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在经济、社会和历史三个向度中,马克思对现实关系的批判正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关系构成了马克思革命科学的基础。社会转向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革命科学。     

“社会病理学”:霍耐特视阈中的社会哲学

承认理论是霍耐特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的核心。阐发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是霍耐特创立承认理论的前提;而对社会哲学进行反思与重构,则是阐发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的前提。在考察社会哲学的传统与现状的基础上,霍耐特在现代性悖谬批判的意义上,将社会哲学界定为社会病理学;并认为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说卢梭是社会哲学的奠基人。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哲学,在19世纪,经由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才得以真正形成。20世纪社会哲学发展,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从普莱斯纳到阿伦特,是历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径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内含着人类学路径向历史哲学路径的挑战。然而,社会哲学的未来发展,并非像霍耐特所说的那样,完全依赖于形式伦理构想。     

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哲学——论马克思的现代性诊断视角及其转变

最初马克思围绕国家、法等问题批判现代性的主流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在现实实践中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为了深入把握现代性的现实根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处于资本宰制中的现代性进行经济哲学的透视。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到经济哲学的视角,马克思对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从精神意识层面深入到了现实根基之中,对现代性始终保持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态度。     

宋儒“立极”与“立身”的开新面向

个体作为现代性的根本特质,是考察儒学现代转向的基点。据此而言,以往的"附会说"与"对立说"并不能对儒学的现代转向提供恰当的解释。儒学的现代转向是传统儒学自身更新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过程滥觞于两宋时期。当时市民生活的兴起本源性地孕育着传统儒学的转向,而两宋儒学正是这种生活风貌的理论呈现,因而体现出一种"开新"的面向。其中,两宋儒家通过天人关系的重建,以"立人极"为根本指向从本体层面感召着个体的觉醒;同时通过工夫论的建构,以"立身"为现实目的提供了一套自知自行的修身方法,客观地刺激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     

现代性的生成结构

吉登斯提出了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即他所称的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四个制度性维度＂。这＂四个制度性维度＂对现代社会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现代性同时又受到了它们的侵蚀,造成了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等的现代性的严重后果。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研究转向了文化维度,提出普遍性理性标准——＂交往理性＂能够抑制现代性的严重后果。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逻辑

"市民社会"是哈贝马斯思想谱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涉市民社会的哲学话语构成他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哈贝马斯吸取前人的理论营养,结合自己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市民社会提出独到的见解。面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危机,他以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点,引入交往行为和对话理论,构建自己的市民理论范畴,提出以"交往中寻求统一"为核心的理论,从公共领域转变到生活世界,建立一种基于交往理性从而能够最终实现自由与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