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回子佐领”史事考论

八旗制度是清代最基本的军政制度，旗下包含了满、蒙、回、汉、朝鲜、俄罗斯、安南等各族群人众。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旨令将新近归附的回部人众编为内务府正白旗第五甲喇第七佐领，即“回子佐领”,成为八旗体系内的一部分。随着回子佐领设置的完善，乾隆朝不仅先后派遣白和卓、刘淳、延强、刘朴四人担任佐领职位，而且在挑补教习、选宫女、额设景山官学生、增设马甲额缺等制度方面予以完善，以期让回子佐领及属众更快地融入内务府八旗体制内。这一设置过程展现出清代八旗制度的多民族属性。     

清代前期的佐领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历时近三百年,它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八旗组织,是清朝统一全国的一根强有力支柱;而佐领,則是该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这一单位首领的名称。它还先于旗制的建立而早已存在,经发展而导致八旗制的形成。探讨有关佐领的诸问题,对于加深八旗制度的认识,对于进一步研究清代政治,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拟着重阐明旗分佐领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和演变的情况。     

康熙朝牛录组织编设问题探析

清朝佐领一词包含牛录组织和牛录额真两层含义.牛录组织是八旗基本的组织单位,牛录额真则为某牛录组织的管理者,本文则重点探析牛录组织的问题.康熙朝是清朝入关后稳固政权的关键时期,其在牛录组织的编设数量和编设方式上,都较前朝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不但为雍正朝继续深化八旗内部组织改革奠定了基础,也对后来的八旗相关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以康熙朝为例,通过梳理康熙朝八旗组织的编设方式,分析编设的缘由,以及对雍正朝带来的影响进行探讨,从而能够得出康熙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维护八旗组织内部稳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鄂伦春佐领图记考述

1957年5月9日至7月8日,笔者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努图克(区)讷门高鲁和托高鲁两个鄂伦春族未定居点的社会历史调查。在调查工作将要结束的一天中午,原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末代佐领新君老人偕同讷门高鲁中所有老人约10余人,来到调查组驻地,新君老人用双手捧着“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交给调查组负责人。这方使用了六十多年的佐领铜质图记,他们作为珍贵文物赠送给调查组,这是在内蒙古境内搜集到的唯一一方鄂伦春佐领图记。 这方图记的印文,是用满文篆书所刻,汉译为“鄂伦春厢蓝旗第一佐领图记”,印背右边刻有汉文楷书图记印文和“礼部造”;左边为满文楷书图记印文。印侧右边为“光字八百七十六号”;左边为汉文楷书“光绪十年四月 日”。图记为铜质方形,5.5×5.5厘米。椭     

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始末

伊犁驻防八旗是清代伊犁乃至新疆最重要的防务力量 ,由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满营及新满营组成。本文概述了八旗的组建、内部结构、八旗的各项制度、八旗的衰落过程。     

新疆察哈尔蒙古的过去和现在

“察哈尔”,原是蒙古族的一部。明代时,居住在辽东边外,至清代,迁徙到张家口外的宣化及大同一带,清政府把他们编为八旗。“察哈尔”是蒙古语的“边外”之意,这部分人因此被称察哈尔。一、新疆察哈尔蒙古的由来清中叶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后,立即在全     

清朝出兵准噶尔中的察哈尔蒙古

公元１６７５年（康熙十四年）,清朝征服察哈尔部后,对察哈尔蒙古实行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八旗等级制度,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使其成为一支随时供清廷调遣作战的常备军事力量。本文仅以察哈尔蒙古在清朝征服准噶尔汗国的历次大的战争中所起作用作一探讨。一、在...     

宁夏“旗人”史话

旗人,是宁夏地区对清代八旗驻防军及其后裔的俗称。辛亥革命后乃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部分聚居于今银川市迤西十五里的新城,故也称之为“新城人”、“满城人”或“满人”,也就是现在通称的满族。其实,他们不全是满族,其中一部分是当年被清朝编入八旗的蒙古族,属于八旗蒙古。由干与同赴该地戍边长达二百年之久的满族人同聚一城,共同生活和斗争,久而久之,在被当地回、汉人民统视之为“旗人”的情况下,自己也以满族自居了。     

《达呼尔索伦源流考》

清代有一部出自达斡尔人之手的史书,叫《达呼尔索伦源流考》.[作者]华凌阿,达斡尔族,莫日登氏人,清布特哈八旗尼尔基佐领(尼尔基是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华凌阿是研究达斡尔族族源的拓荒者,由于达斡尔民族无文字,他深感自己民族的来源“至今尚未发见比较详细记载的史书”,“可是决不会没有历史”.作者从幼年时代起就注意昔时的满、汉文历史书籍并收集古老传述轶闻,并用满文写出了这部专著.     

中国银行上海地名券领券业务的变迁

领券制度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特有的纸币发行制度,但相关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上海地名券是中国银行所发行的最重要的地名兑换券,相关的领券活动开展得时间早,影响亦广,在当时的银行业中颇有特色.以中国银行上海地名券领券业务的发展情况来看,1915-1924年开放领券时为无序发展阶段,自此后至1935年法币政策实施时为规范发展阶段;在后一时段中,还出现联行领券、十足现金领券等新的领用方式,但领用活动因负面效应凸显而逐步衰减.中行上海地名券领券业务的发展变化和领用双方的互动大体上反映了近代中国银行业领券发行制度由兴至衰的演变历程和要件变化情况.     

“三王”、续顺公所部“隶旗”考辨

本文认为，由于史料的含混有误等因素，当今的一些学者误认为明末清初先后降清并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续顺公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所部隶属于八旗汉军。实际上，孔、耿、尚三王和沈志祥本人及亲族虽已隶八旗汉军，但其所部并未隶属于八旗汉军，只是在编制、待遇等方面与八旗汉军相似。三王、续顺公以及后降的吴三桂所领旧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绿营的一种特殊的军事编制。这是清初统治者对降兵降将实施笼络和利用独特政策的结果。直到“三藩之乱”后，他们所隶旧部以及三王、续顺公的后代子孙才被归入八旗。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清初对汉族降兵政策、清初兵制以及“三藩之乱”成因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英国巴拉丁伯爵领的兴衰

英国的巴拉丁伯爵领是指伯爵在领地内拥有王权的地方自治单位.它形成于13世纪,并于14世纪形成了三大巴拉丁伯爵领.尽管巴拉丁伯爵领通过封建方式逐渐复归于国王,但直到16世纪才全面丧失其独立性,并迅速走向衰落.英国巴拉丁伯爵领的兴衰是英国国家形态转变过程的体现,也是英国国家结构整合过程的内容,更是我们理解16世纪"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切入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银行业领券发行制度的变化与发展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近代中国银行业中的领券发行制度在方式与作用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领券准备的成分上,部分准备金制发展为完全准备金制且成为惯例;在领券使用的方式上,银行业内出现发行准备库制,还推行联行领用方式;在领券资格和政策上,大型发行银行偶也有允许拥有发行权的商业银行向其领用,且在法币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协力推进,允许银钱行号乃至商号个人向法币发行行领券使用。受经济大环境变化的影响,领券发行制度被不断利用和改造,成为推广发行银行钞券使用的一种有效手段。     

八旗、保甲与清前期社会结构

明清政权更迭不仅带来国家政策调整,而且带来社会分层结构的改变。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随着原为边疆地区性制度的八旗体系通过中央权力辐射全国,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构成一个依附于皇室同时相对于社会其他人群又享有多方面特权的特殊阶层,从而使层级性社会区分大幅度凸显。八旗的特殊地位以及八旗体系内部的多层级身份区分,扩大了依附性社会关系的规模并增加了底层人口奴仆化的通路。清中期以后,奴仆通过买赎等方式上升为庶民的途径有所拓宽,一些前代既有的贱民也在法律上获得了与庶民相等的地位,但抵至清中后期,依附性社会关系仍然普遍存在。保甲制度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清前期普遍推行,体现帝制体系政治专制与社会等级深化的深度结合。社会结构在清代的此种推演,与商品经济在明清两代相继活跃繁荣相比,显示更多的断裂性。     

国家法权与边疆治理：清代伊犁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及变迁

以将军辖区为核心的八旗驻防既是清代遍布全国的兵力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的空间配置。将军、都统等八旗将领并非仅具军事职能，在未设督抚与州县制尚不完整的边疆区域，八旗驻防将领的权限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对八旗驻防将军司法职能的探讨在学界尚属一个亟待开拓的薄弱领域。本文以伊犁将军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与文献典籍对边疆治理中八旗驻防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做出初步探讨，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清末以新疆建省开启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以文治取代武治，边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被逐步纳入州县制司法体系下，最终实现了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和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     

元明清时期察哈尔蒙古族的文化教育

察哈尔蒙古族的文化教育的发展 ,同察哈尔本身的历史一样 ,也是在元代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喇嘛教传入之后 ,在林丹汗时期 ,察哈尔地区建立了一些寺庙、佛塔。在寺庙中设立各种学部 ,学习蒙藏文字、传习经典、佛教哲学以及医学、天文、占卜等 ,丰富和发展了察哈尔蒙古族固有的文化。     

略论薛福成的设领思想──兼与张之洞相比较

在中国向海外添设领事的问题上，薛福成是有独到见树的。他在担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大使）期间（１８９０－１８９４年），主动请求政府授权向英法等国交涉，在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重要城市广泛派驻中国领事。薛福成抱定“收利权于西国，念流寓于南洋”的宗旨（见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４３页。以下简称《日记》），把添设中国领享当成是保护海外华侨利益、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收回利权的重要措施。他针对当时华侨分布状况和实际处境，借鉴前人经验，提出自己一系列的有关设置领事的主张，形成了一整套的设领思想体系，包括：中国为什么要、为什么能在海外添设领事，即设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设领的具体方案，即设领的地域范围、经费、领事权限等；如何实施设领，即设领应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策略。本文就拟上述诸问题对薛福成的设领思想进行探讨。     

两汉领、录尚书事制度比较研究

东汉惩西汉晚年外戚和大臣的擅权，便提高尚书的政治地位。作为东汉尚书台名誉领袖的录尚书事，并不能象西汉尚书系统的实际领袖领尚书事那样常居中央枢机。两汉的领、录尚书事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     

清代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现象初探

有清一代,吉林、黑龙江八旗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地。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业已因从征立功或以扈从随围来京后蒙挑侍卫,另有新满洲及未编入八旗的各部落精壮男丁也被选送进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嘉庆、道光二朝多次探索后,于道光十五年(1835)正式创立。"三音哈哈"送京制度的创立,是清廷对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的认可与固守,更负有"首崇满洲"政治目的。该制度的施行,在京师旗籍侍卫内树立标杆典范方面确有一定功效,并为吉黑旗人群体拓宽了进京当差的仕途道路。然而,此制度的推行,在重振京旗满洲国语骑射本业方面效果甚微,更无力扭转整个八旗官兵群体战斗力衰减的必然趋势。     

论“领字”及其与词体建构的关系

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由齐言的方块诗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无疑是一大变革。长短句的词,由短调向长调演进,不仅句式进一步散化,而且出现了“领字”,这在诗歌语言的发展方面,不能不说是一种创新。传统的五七言诗,由于句式长短划一,不可能出现领字;后起的曲,虽亦偶有领字,而大多同衬字相混,不如词里显得突出。所以,领字的使用仍可视为词的显著特点。这个问题,前贤和时彦都曾注意到,不少论词专著有所触及,但大多涉笔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