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战后初期日本“再军备”进程及其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也使本国国民成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制定了和平宪法,宣示与军国主义诀别。但是,仅仅5年之后,日本又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重新开始再军备进程。战后初期日本再军备重新武装的进程与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密切相关,是美国占领政策转变的结果。美国出于称霸全球和反共的需要,对日本的纵容与扶持是战后日本再军备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未得到彻底清除的军国主义余毒,是日本战后再军备以至今日右翼势力猖獗的思想基础。     

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弘道与择势：战后初期中野重治文学与思想的再审视

将1946年中野重治与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展开的“政治与文学”论争视为一个“反应装置”,继而把与之相关联的重要记忆放入此装置中进行“充分反应”,由此即可透视出战后初期,中野令众多文学家感到困惑甚至愤慨的系列“非中野式”言论和创作背后潜藏的三个关键性驱动力要素。与此同时,通过“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关联性思考可以发现,兼具文学家与日共党员双重身份的中野重治在参与现实政治的过程中,虽屡次遭受打击,可从未改变他对共产主义信仰或隐或显的坚持,而他的言行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人特质。     

“文化工业”下的当下文学论争剖析

结合网络在当下中国的超常发达,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剖析当下的中国文学和文学论争的特点,指出"文化工业"下的商业资本的统治本性淹没了文学所必需的创造个性和文学论争所必需的独立公正立场,使得环绕著作权和名誉权的文学论争成为当下"文学"场的可怜点缀和可笑搭档.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义务与名誉”之论争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发生了一场由如何看待军人战场自决等问题而引发的"义务与名誉"之论争。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认为军人战场自决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主张军人应为义务而战,而不是为所谓的名誉而战。陆军少将佐藤正则认为日军的士气正是来自于为名誉而战,因此主张军人应为名誉而战,而不是为义务而战。随后,井上哲次郎等人也纷纷对此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论争扩大开来。这场论争不仅涉及文明开化后的日本如何看待武士道的问题,更触及到日本传统伦理思想与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冲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日本社会对于"被俘"的基本态度和观念。     

翻译“论争”与“论战”——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交往的思想史考察

瞿秋白与鲁迅的文学交往,以及他们与梁实秋的翻译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和文学事件。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争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后因瞿秋白介入而升级为论战。这场翻译论争,有文学与语言的论衡,也有民族文化和思想变迁的面相。鲁迅、瞿秋白和梁实秋在翻译观的多层面相间游走,在公谟与私谊间转换,求同存异亦因时势而定。具体而言,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体现为技术主义、文化政治的偏重与艺术趣味的差异;瞿秋白和鲁迅、梁实秋的区隔有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势转移的旨趣分别。鲁迅和梁实秋、瞿秋白事实上存有翻译共识,即技术主义、文化对接与艺术品味的标高才是翻译的普遍自由之路。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一直是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论战者中一方所打的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旗号,而另一方竖起的是陕北中共中央的旗帜;然而这两个形同水火的口号,其理论依据均出自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所撰写的文件。本来鲁迅只是一个局外之人,但他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品质的左翼作家,参与此次论战之后即对当时上海左翼文化领导者奴隶总管式的作风进行了尖锐批判,表示了对于专制主义无比憎恶的态度。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当代日本文坛对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评安田武的“论山本有三”

“二战”期间日本文坛经历了文学史上最堕落、最令人窒息的历史阶段,四千余名作家加入了“文学报国会”,为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呐喊、鼓吹。如今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于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日本著名评论家安田武从作家“资质”和民族“特质”入手,描绘了著名国民作家山本有三由“抵抗”到“堕落”的轨迹。对安田武的“论点”进行辩证分析,有助于了解日本文化精英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有助于探究日本文坛至今还没有明确文学家战争责任的缘由。     

政治与艺术夹缝中的呻吟与挣扎——关于“十七年”戏曲论争的思考

"十七年"有关戏曲的学术论争或非学术批判,是当代戏曲史研究的重要一翼,正确梳理和评说这些论争或批判的背景与特点,对于保护和发展戏曲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传统文化,既有理论的必要性,又有实践的紧迫性。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     

郑成功的海洋观与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海洋思想

郑成功的海洋观主要体现在其于"延平条陈"中所提出的"航船合攻、通洋裕国"这八字方略上。梳理和研究中日"郑成功文学"可以发现:郑成功的出身及经历是其海洋观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郑成功海洋观的指导下,郑成功海商集团积极主动并卓有成效地展开了与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这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作为对"海洋郑成功"的文学再现,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从江户时期海洋思想的缺失,到明治时期及昭和前期海洋思想的融入,再到"二战"以降泛海洋化书写的过程。郑成功这一逐渐被海洋化的文学史过程,一方面是郑成功历史行迹的真实反映,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日本海洋殖民扩张的霸权主义野心。重新认识郑成功的海洋观和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海洋思想,并非要求我们回到和采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模式,而是汲取其开放的全球化意识,将曾经单维、平面的全球化扩展到如今多维、立体的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人生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人生分别奠定了入世与遁世的文学人生理论 ,各自体现了“士”积极参与社会建构的实用人生理想和“士”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审美人生理想。中国古代作家入世与遁世的人生模式 ,分别体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 ,儒道互补的人生选择是调整入世与遁世人生价值冲突的有效手段。入世与遁世都存在着诸多困惑。整合多元文化精华是升华和超越文学人生的关键所在。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