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数字时代下异化劳动的新表现

“剥削”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重要切入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剥削方式由强制性的“你应当”转换为激励式的“你能够”，原本被动的“他者剥削”逐渐过渡为主体主动的“自我剥削”。此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合二为一，“绩效劳动”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成为“异化劳动”在当代的新型变体。“自我剥削”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将它的增殖欲望转化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并通过强制的“进步力量”和“竞争逻辑”极尽对主体潜能的挖掘与利用。在数字资本的宰制下，人的“自我异化”以“自我实现”的面貌呈现，“自我剥削”的本质仍然是“他者剥削”。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针对21世纪出现的数据价值化问题，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增殖的现象。平台资本主义包含隐匿性的数据剥削，包括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在数据剥削过程中，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对数字劳工进行抽象强制和剥夺，使数据剥削失去了正义性。因而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然是解决由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问题，实现数据的全民共享。这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产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     

时间剥削与情绪剥削——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分析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平台资本主义利用数据生产资料进行资本增殖,数据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过程的核心。资本的平台化,使生产主体逐渐完全依赖平台生产,同时依赖平台生活,从而造成主体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的相互交织。平台的资本化,一方面使生产劳动突破了固有的时间结构,造成资本对主体闲暇时间的剥削,无酬的数据生产劳动充斥主体的日常生活全过程;另一方面,在产业转型与行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平台资本主义加速了新的生产劳动形式生成,主体为维护在平台中的声誉,必须被迫从事“情绪劳动”,接受资本的情绪剥削,并逐渐成为“情绪怪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平台的开放性与“自由”性并未改变其服务于资本剥削的本性,反而使这种剥削愈发强烈。在资本的宰制下,平台成为资本控制、监视、剥削主体的新手段。     

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基于抖音APP用户的调查

随着短视频行业发展进入下半场,如何提升和完善用户体验成为各短视频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用户体验五要素模型为基础,构建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对模型的适用性进行检验,深入挖掘移动短视频用户体验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企业和相关平台方优化用户体验、提高用户留存率提供参考。研究发现：视觉吸引力、界面设计、交互、内容、需求满足对用户体验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且这五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情感感知间接影响用户体验。基于此,短视频平台在秉持内容制胜的同时还需丰富互动形式,以优秀的界面设计和深厚的情感,抓住用户眼球、引发用户共鸣、满足用户多元需求,以此构建健康的平台生态圈。     

以保护创新为竞争基调 平衡多元主体正当权益

<正>长视频一般是指超过半个小时的视频，通常以影视剧为主。短视频则是指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的时长在5分钟以内的视频。长视频和短视频并非我国《著作权法》上的法律概念。无论视频的长短，只要符合作品的独创性，均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上的视听作品。产业上之所以区分长短视频，则是因为长短视频的创作成本和规律、商业逻辑和盈利模式等方面相差甚远。但从2013年开始，基于算法推荐和数据爬取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长短视频之间的权益划分超脱了既有法律的规制，     

医生权威的消解：短视频作为健康科普媒介的效果评价研究

健康传播领域的大量研究表明,传播者身份的权威性与传播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短视频是否也遵循这一结论有待探究。本研究首先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部分用户对抖音平台上医生权威度及健康信息可信度的认知较低。基于这一现象,本研究接着对25位抖音用户及医生进行访谈,最后采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短视频作为健康科普媒介的效果评价主要受到平台调性、作者画像、内容画风及用户媒介素养等因素的影响;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和传播者,与医生群体之间依然存在对话的“缺失”,导致其质询和纠正未能被充分纳入健康科普创作之中,短视频无法真正回应“公众反思科学”的内在需求。     

平台算法规制的多维思考∶从个案侵权裁判到算法综合治理

<正>近年来，以“爱优酷”为代表的长视频与“快抖”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之争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用户上传影视剧的分集剪辑，形成带评论或者只是简单拼接的合集，吸引了大批流量粉丝。影视剧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视听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七条规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基于尊重信息、文化传播特点和社会文化利益，具有独创性的演绎作品在我国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     

“搬运类”短视频侵权乱象的全周期治理

<正>长短视频平台之争中的“搬运类”短视频问题大众化智能手机的普及、无线互联网的升级开启了互联网时代的新篇章，短视频因其碎片化的时间利用、更大的内容选择空间，迅速成为各年龄阶层网民的主要娱乐手段之一。较早进入短视频领域的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用户规模的爆炸式增长。众多大型互联网企业、传统媒体也纷纷掷重金争先恐后地进入该领域，然而较早入局者的先发优势仍难以撼动。与此同时，在短视频领域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短视频平台也纷纷设置影视板块，进入长视频领域。     

基于短视频的政务新媒体运营策略研究

政务短视频是政府积极探索政务传播的新模式,如何运营是摆在首位的问题。该文基于5W1F模型完成了短视频独特传播特点的梳理,并构建了衡量政务短视频运营效果的指标体系,提出了“品牌宣传与形象塑造”“知识分享与舆论引导”“活动推广与用户互动”三个政务短视频平台典型应用场景及匹配的运营策略,辅以配套平台和机制支撑说明,力图使政务短视频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时间社会结构的居间领域：短视频平台生产—消费的机上时间与机遇时间

短视频以快节奏、即时响应的传播时间特性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重建了运动影像的时间序列和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本文将短视频平台视为时间社会结构的居间领域，通过网络视听媒介使用观察日记研究法和焦点小组访谈法收集人们在短视频消费和生产中的时间体验，提取出机上时间和机遇时间的时间形态，分析短视频如何以可见的速度与不可见的持续时间延长了人们的机上时间，同时又让“算法—媒介—身体”在机遇时间中形成较为稳固的聚合型态。这一套时间机制让平台有了时间意识，同时让人浸入在时间无意识之中，其目的最终指向了时间经济利益的再生产，让用户的时间变成了平台的资本。人与技术的互动及协作持续操弄时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根本性特征。     

玩劳动与玩工的剥削机制研究

平台资本主义中出现了休闲劳动化的趋势，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资本与传媒资本的融合将玩劳动纳入了资本的剥削体系，出现了大批被雇佣或作为休闲玩家的玩工。玩劳动具备生产性劳动的特征，其价值量也仍然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两种形式的玩劳动使得玩工一方面可以在休闲活动中创造娱乐产品的附加产品，另一方面可以使休闲活动本身成为产品，由此产生了资本对玩工进行价值剥削的两种方式。玩劳动进入剥削体系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更为普遍的异化现象。为此，必须重视玩工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公共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探索新型的斗争模式。     

“鬼畜”视频的平台侵权责任研究

“鬼畜”视频由既有视频剪辑而成，存在侵犯著作权、人格权的可能。现行法律规则和研究对“鬼畜”视频平台侵权责任的认定，没有注意到“鬼畜”视频特殊的生产方式，过度保护了视频平台，造成权利人维权困难。“鬼畜”视频的创作是由视频平台组织的“迷群生产”方式完成的?迷群成员共享一套素材和视觉符号，模因化地使用这些符号创作视频，迷群内形成一定的群体结构和创作者世代?视频平台在迷群的形成和组织中起关键作用?因此视频平台应当承担起更高的注意义务，对“鬼畜”视频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进行审查，不应单纯依“避风港”原则被动地删除侵权视频?“鬼畜”视频的平台责任确定，符合网络侵权的一般原理:互联网平台的责任应当与其在数字生产中发挥的作用相适应?     

短视频,开启老年趣生活

短视频是移动智能时代的产物,是通过智能手机拍摄制作的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视频.最早出现在2011年,直到2016年掀起短视频热潮,被广大民众热爱追捧,这一年也被称为短视频元年.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互联网用户数量超1亿,且用户增长幅度比全体网民还要高.在智能手机、互联网技术大范围普及的背景下,越来越多老年人感受到和亲戚朋友、儿女后辈沟通的便利,部分老年人将自己拍摄制作的优质短视频传到各大平台,成为"银发网红",打破了人们对老年人的固有印象.     

从“劳动逻辑”到“消费逻辑”——资本权力形成的理论逻辑阐释

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资本何以具有权力？这个问题是资本权力解构的出发点。学界的主流范式是,从“劳动逻辑”出发,以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视角诠释资本权力的生发原理,却忽略了“消费逻辑”在资本权力上位过程中的贡献。消费以异化消费的方式参与资本对权力的攫取,通过对需要的控制、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对社会阶级划分标准的重建,消费社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资本权力创生机制。在消费社会中,人异化为数据,由被动接受剥削转变为主动接受剥削,资本权力以这种新方式操控人。以劳动代替消费作为人们获取需要满足的手段,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由之路。     

论二次创作短视频引发的权利冲突与救济

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视听作品的创作方式和传播途径较之前发生了巨大转变,网络短视频应运而生,成为继文字、图片、音乐之后风靡全国的娱乐新形式.二次创作短视频在短视频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之下,二次创作短视频却引发了一系列权利冲突问题.高举“合理使用”的“免死金牌”,二次创作短视频从未停下脚步.纵观合理使用的内涵与外延,将二次创作短视频完全纳入合理使用辐射范围不切实际,纠纷解决过程困难重重.基于公平与效率原则,兼顾在先作品著作权利与二次创作行为的积极性,建议在司法实务中,运用“四要素检验法”帮助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构建新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和区块链智能合约,力求在源头解决权利冲突.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关注行为外部性 强化平台注意义务

<正>当前短视频产业迅速发展，其中部分创作者通过简单搬运长视频获取巨大收益，可能与长视频创作者和平台在竞争法、知识产权法等领域产生纠纷。长短视频之争的本质是参与方的行为具有外部性，构建法律、技术与经济三维一体化治理格局，赋予短视频平台更高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加大侵权惩罚力度，制止短视频创作者与平台的侵权行为，保护长视频创作者和平台的合法权益。未来可探索权利束形式的制度安排，精细化保护长视频创作者和平台的合法权益，提高市场的可竞争性，     

试论雇佣劳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价值学视域中的劳动价值论与剥削”系列研究之一

本文用原创的“超质劳动”概念，揭开了雇佣劳动中非剥削盈利的“秘密”：雇工在工厂中从事的是协同协作的“超质劳动”，它所增创的价值可以使雇主与雇工双赢。这一研究说明，尽管雇佣劳动在现实中往往存在剥削．但资本却是可以非剥削盈利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雇工有功，剥削有罪。”这对于我们一面发展市场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家正当经营，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剥削，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也因此迈出了破解劳动价值论的关键一步。     

平台经济时代劳资关系新变化及其法律调整研究

与传统劳动雇佣的管道化、从属性较强等特点相比，平台经济时代用工关系具有开放性、从属性淡化等特点，使得传统劳动法制难以完全覆盖和适用于平台用工关系。但究其本质，平台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依然存在着身份从属与经济从属等特性，且平台企业对从业者在承接和完成派单工作任务过程中具有监督、管理等权利，以及利用算法对其工作与收益进行控制、分配等特点，这使得平台企业与传统劳动雇佣一样，都是作为资源与资本的占有方对从业者具有绝对强势与优势地位，从业者的弱势地位与处于被控制状态明显，因而并没有改变用工与被用工的基本逻辑，由此决定了在平台用工情况下，传统劳动法的实施与适用逻辑依然充分有效。将平台用工纳入劳动法调整与规范范围，符合劳动立法的基本宗旨与制度建构的法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