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调试

随着恶性网络暴力事件不断见诸媒体报道，如何依法有效治理网络暴力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当前已确立的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既存在私主体与公共部门的主体混合，也存在行政监管与犯罪风险防控的职能混合，属于“混合治理体制”。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确立此种模式，有利于弥补现行法律规制效果的不足，还能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事前自主合规方向，具有充分的现实需求。但是，若以比例原则审查，此种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存在目的识别挑战与手段合目的性缺陷的体系风险。可调整对网络暴力的“零容忍”态度，将合理分配网络暴力风险作为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目标，以辅助性原则与明确性原则指导网络服务提供者确立网络暴力专项合规计划，以有效衔接平台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并构建事前自主合规与事后强制合规阶段的有效性审查与底线保障机制，实现对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合理调试。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理念、逻辑与路径：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究

实现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逻辑以及治理路径三个方面入手。网络暴力的法治化治理应该遵循当事人保护主义的治理理念,既符合《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的规范要求,也能将对当事人的保护贯通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双层空间。治理网络暴力应该遵循事前预防治理、事中监管治理以及事后追责治理的全链闭环治理逻辑,构建预防技术与规范标准相结合的事前预防体系,事中的实时合规监管以及事后及时阻断网暴信息并协调不同责任之间的衔接。实现网络暴力治理法治化,必须建立网暴分类处置与长效治理机制,制定《反网络暴力法》等专门法规,以实现对网络暴力重点风险领域的监管。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治理逻辑与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但在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因受以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思维逻辑影响,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在整治实践中存在政策扭曲、错配和异化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文章尝试突破"经济—社会—生态"等正外部效应的分析进路,以风险视角切入,探讨风险的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     

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展和城市系统日益复杂化,城市成为各种风险要素的聚集区域。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分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风险治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应对。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对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风险治理：基于三农领域的认知与行动策略探析

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业领域和市民群体,农村、农业、农民的风险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文章基于治理理论,将风险治理凸显为三农的主体内容,构建“认知—行动”分析框架（三农风险认知—韧性能力认知—治理行动体系）,就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发展阶段三农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类型风险的交互认知,以及对风险治理能力缺失和经济、管理、乡风文明、社群、生态韧性较低的认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三农领域“积极风险治理”行动体系,即采取包括全方位、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时空的“五全”主动积极治理方略,方能有效治理三农风险。     

日常风险治理的安全网与结构洞——基于天津港8.12事故的案例分析

现代社会系统复杂程度高，蕴含着多重安全风险。人们通过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构建了安全防护网络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与高效运转。目前的安全防护网络具有结构立体性、功能复合性和机制联动性等特征，风险治理效果尚可。天津港事故却暴露出现有安全防护网依然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漏洞。这表现在：该风险防控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治理“黑箱”，各子系统间存在着功能性（机制）联结缺失，综合风险预警和防范存在“缺环”和“断链”现象，导致安全监管信息孤岛效应和日常治理效力的递减。缺少了制度和机制的有效约束，有关组织和个体的风险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安全责任意识由淡化变为故意，风险治理的行动由努力减缓转为刻意放纵与违规。最终，安全防护网被彻底洞穿，酿成特别重大灾难事故。只有从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上系统化地“查缺补漏”，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话语多元生态建设

由具体事件或具体问题骤然引爆网络舆情,是近几年较为典型的网络意识形态交锋现象。当前网络话语中存在网络暴力、观点撕裂和话语单一化、同质化等乱象,其背后潜藏着社会治理和网络话语商品符号化的深层问题。网络话语多元生态建设必须要处理好“为什么人”和“如何服务”这两个问题。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建设属于人民的网络话语多元生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发展哲学视域下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及其治理

风险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于物质财富或经济增长但又与之密切相关的新问题。当代社会发展中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客观现实性又有社会建构性。风险问题从来源和性质看有人为性,从生成机制和造成的后果看有隐匿性和高危性,从发生的领域看有系统性,从影响的范围看有全球性,从其社会文化意义看有反思性和政治伦理性。应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需要反思现代性发展理念,增强风险意识,推动风险治理;加强社会发展预警,完善风险治理体系,增进风险治理制度的韧性;重视风险沟通,凝聚价值共识,强化风险治理主体的协同性;坚持实践思维,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提升风险治理方法的自觉性。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社会风险的结构及治理途径

弄清社会风险的结构及其特征,是探索社会风险有效治理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在一般意义上,风险是由风险源、主体和损失性后果三个要素构成,风险的产生是基于这三个要素之间建立的某种因果联系。社会风险是指社会损失的不确定性,它包括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险源。我们可以从风险的三个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寻找社会风险治理的有效路径和策略。     

风险社会与现代性发展观的批判与拓新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和风险话语的勃兴为反思现代性发展观提供了新的视闽。当代风险社会的生成在现代性发展观的本性中有其深刻的根源。现代性发展观的人类中心主义、以理性为基础的进步主义、经济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等核心理念与当代社会发展中各种风险问题的涌现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马克思超越了各种对现代性发展观的文化批判模式,以实践思维和经济哲学的批判理路扬弃并重建了现代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可以而且应该被阐释为一种寻求新现代性的和谐发展观,这种和谐发展观能够在人类应对和超越风险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与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过度实践及非理性的发展方式,市场经济、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政治异化和低能,社会治理失效及全球化等是最重要的风险源。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必须改变传统的实践观和发展方式,再造政治和提升政治能力,保证科技、经济、社会的有限发展与合理发展,优化社会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风险治理责任机制和风险的复合治理结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研究

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行动方略。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增强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是关键政策目标。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耦合性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类型学研究和要素市场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被归为引领情境、惯性情境、停滞情境和失衡情境四种类型；中国、韩国、新加坡等耦合型国家最早受到风险冲击但能通过有效的政策响应较快进入引领情境，匈牙利、塞浦路斯等非耦合型国家经历了惯性情境、停滞情境乃至失衡情境的摇摆；劳动力市场在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中具有预示作用，既是危机的先导又是复苏的特征，有76%的国家在经济复苏指数转正前就实现了劳动力指数的复苏。风险治理与经济韧性的耦合性治理是破解发展与安全潜在矛盾的重要路径，要健全协同机制、拓宽就业渠道、发挥数字优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韧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及风险规避

厘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触发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对于防范化解重大舆情风险并降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提取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四个维度7个指标,通过对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影响力生成机理。分析结果表明：信息人和信息技术是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核心条件,信息本身蕴含的危害级别对舆情影响力生成并不敏感;存在3种驱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高影响力生成的类型。通过挖掘舆情影响力演进特性,建构四条风险规避对策,为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构建和舆情风险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风险冲突及其应对思路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以生态冲突、不充分就业体系以及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悖论为标志的风险冲突对当代人类社会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人与高科技之间的冲突不仅是风险冲突的表现形式,而且是风险的源头。对科技理性的高度依赖最终走向对科学精神的严重背离。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以及全球化视角对我们化解风险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社会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全球化视域中的风险治理

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它在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风险.风险的产生既是现代性的后果,也是传统发展观的产物,还是网络全球化的伴随现象.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治理风险,必须走全球风险治理之路,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全球风险意识,采取多元主体治理风险,建立全球风险管理机制,拓宽风险治理范围,力争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发展.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层理论建构与风险管理机制探析

社区是社会的类型学概念,社区治理既是“创新社会管理”宏观政策的基层具体实践,也是“微型社会学”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理论建构的层次定位在中观层面,初次展示了围绕“社区治理绩效”的中层理论生成路径;同时利用“关系社会学”中“关系的”本体论,在中层理论的可控范围内尝试构建一个“风险权责共担三角机制”,旨在预见和规避制度转轨中的新风险、使现代化基层治理制度创建的过程更具“风险预测性”和“风险代偿性”.     

网络暴力的内涵、基本类型及形成原因分析

通过对网络暴力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网络暴力的概念内涵;系统梳理了网络暴力的基本类型,指出主体认知虚化、网上法制意识淡薄、特定心理动机异化、外在监管滞后、技术进步与心智发展不同步、网上生存便利与公共话语平台缺失、现实文化环境的侵润是当前网络暴力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