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重要方面,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需关注其制度体系,在过程导向视角下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可以发现,各项制度安排不再孤立或仅在民主过程的某一环节发挥作用,而是在民主选举到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均实现了全过程协同运作。统一战线和民主集中制则作为制度体系整合机制推动制度体系更加协调高效运转。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支撑,并在政府回应性、社会资本、政治信任和人民获得感等方面释放了治理效能,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释放仍具备提升空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顶层设计与高位推动、引导创新与地方探索、协商民主和多元参与以及资源保障与信息沟通等路径选择,进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衔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深入发展。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创新与时代超越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我国长期秉持的人民民主理念相契合,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相呼应,是我国长期探索民主形态、建设民主政治的最新成果。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导向,不断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和发展性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道路百年探索的重大实践创新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实践效果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超越了西式民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民主新方案。     

比较视野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分析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西方民主转型范式对众多后发国家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动力和路径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该范式存在将竞争性选举视为政治发展的唯一目标、否定经济社会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结构性前提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形态。从人民民主推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形态可以概括为，执政党及其主导的公共权威担当着国家建构与民主发展的中轴力量，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民主创新，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这一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对后发国家建构民主政治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准确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应当建构一个审视中国政治发展的科学视角,并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蕴含的目的论式线性史观、二元对立的结构逻辑、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进行反思和批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有序渐进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立足现实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促进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紧扣民心政治,寻求党心民心的最大公约数;通过加强机制建设,推动民主政治形态成熟定型;通过以民主促民生,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立足基本国情,探索发展中国式民主新道路。     

理解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综述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通过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现状的梳理及展望,可以全面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人民民主的本质,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超越,这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展开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研究既包含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法治化研究,又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实践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着力点在于把握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内在效能,凸显协商民主的独特作用,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国家治理的有效路径。围绕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实践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着力点,展望研究的未来走向,可以进一步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与实践的空间,获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更为准确的认知,进而深刻理解其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守法意蕴

探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守法意蕴，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贯彻于我国法治领域中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守法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两者的主体具有同一性，两者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两者的运行机制具有同构性。这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丰富的守法意蕴。其守法主体意蕴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守法主体范围的广泛性，拓展守法主体参与的全面性，强化守法主体精神的真实性；其守法价值意蕴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守法的工具价值生成，助推守法的目的价值实现，优化守法的整体价值协调；其守法机制意蕴呈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助于丰富守法机制的层次性，增强守法机制的科学性和提升守法机制的有效性。这三种意蕴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作用，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守法之间的多重意义关联样态。这种意义关联样态生成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整体框架之中，由此决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守法意蕴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导向与优化路径

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有力证明,是有待持续深化探索的重大实践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遵循制度有效性、运作有效性和匹配有效性前后相衔、耦合互动的基本逻辑,旨在充分保障人民“全过程”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在国家治理中持续高效释放民主制度体系所蕴含的有利作用和正向效果,向民主治理的预期目标不断迈进。人民实质参与广泛、民主治理能力提升、民主制度运作高效及民主治理绩效优化,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效能转化释放的内在要求与实践导向。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不断激发民主治理动力、拓展民主治理时空、完善民主治理模式、优化民主治理生态,将民主制度优势更充分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效能治理中开创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征询式民主：地方改革创新中的征求意见——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的考察

中国地方政府既有行政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地方改革创新中既有不受民主约束的行政指令，也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民主性规定，具有“议行合一”的特点。征求意见的民主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其民主性体现在改革方案撰写前调查、撰写中听取意见、撰写后征求意见的全过程。征求意见过程有民主讨论、民主建议、民主完善和民主评估。改革创新中的民主性可以称为“征询式民主”,其民主性由改革的利益性、议题的民生性、领导的个性和程序的严格性共同决定。但征求意见的民主性也有其局限性，即民主的有限性、不稳定性和行政让渡性。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民主观的探索实践与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创造性地践行马克思民主观的伟大历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民主观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表现为：凸显民主治理效能，提升民主价值内涵；深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关系的认识；强调民主环节和民主机制的完整性；明确民主政治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主体；扩展民主领域，彰显人类联合的本质。阐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创性贡献，有助于批判错误的西方民主思潮，深刻体会“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重大论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自信。     

公共理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规范价值及其法治建构

作为稳态民主的构成要素，公共理性的实质是公民集合体通过理性的公共运用，实现异质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持续性规范合作。基于公民身份产生的公民责任和建制化的协商程序是形成公共理性的基本前提。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话语体系中，公共理性以民主方式创设民主条件的适用路径，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规范价值。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建构公共理性需要在法治各领域系统性重塑公民责任：在立法领域，应不断提升人大立法协商的法治化水平；在执法领域，应逐步完善信息公开等具体机制，确保政府协商的规范化运行；在司法领域，应着力优化司法协商的程序机制，确保人民参与司法实践的各项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必须还权于民,将人民当家做主制度落到实处;必须关注宪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与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之比较——以完善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视角

文章比较了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和中国人民监督员制度，认为在价值维度上日本是以司法民主作为指导，中国是以司法法治作为依据；在制度架构上，日本走的是大众模式而中国走的是社会精英路线；在制度效果上日本的民主价值强于中国，而中国法治规范功能明显。文章最后认为要将人民监督员建构成一种常态法律制度，应当适当吸收民主因素，增加民主内涵，兼顾民主和法治价值是其发展方向。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基层的实践探索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和命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在党建引领上,实施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融合发展,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服务;在依法落实基层民主选举上,贯彻基层人大代表“两升一降一保证”,扩大代表覆盖范围;在民主协商上,全国首创“有事好商量”民主协商平台,推动政治协商与民生协商向基层前移;在村（居）治理上,完善民主治理机制,提升群众共建共治效能。广州基层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完善制度闭环建设为目标,精准聚焦和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立法建议与民主立法关系研究

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人民参与立法是人民参政的重要形式。民主立法原则不能只以人民选举的代表表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体现,还要贯之于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方式。立法建议就是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的基本方式,它还是法律正当性源泉之所在。立法建议和民主立法原则既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在法治背景下,前者是实现后者价值的必然规则。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成逻辑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共中央为承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作为一种内生于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政治实践中的本土化民主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本质和功能上都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不断优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态和提高人民民主质量。依托国家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现阶段公共事务治理中显示了巨大的民主优势,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民主逻辑、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温岭基层民主建设规律探要

温岭民主恳谈会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温岭模式”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 :温岭民主恳谈会深植于温岭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 ,具有内生性根源 ;它蹈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在其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中 ;它依椐民主政治建构和运行的基本要求 ,把治理和自治有机统一在一起。认真总结和深入探索温岭基层民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以卢梭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人民主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权思想的思想理论前提,人民主权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经历欧洲1848年革命、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主权思想进行了彻底改造和本质性的超越,强调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主权思想,把人民当家做主规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从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主权思想的强烈现实意义.     

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政党与民主

政党与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结晶 ,现代政治就是围绕这两个轴心而展开。政党是不完全政治民主的产物 ,它的存在就是为节约政治交易费用 ,推进民主进程 ,实现人民的意愿。政治体系通过政党的过滤作用 ,将大众民主转换成精英民主。由于各国人民民主与政党发展的历史顺序的差异 ,各国在借助政党实现人民民主的道路选择上有不同的特色。     

台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台州基层在民主政治建设中探索创立以“民主恳谈”为主要标志的新制度、新机制,不仅在实践中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且在制度上较好地解决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