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1899年10月之前,梁启超在指称民族时使用的仍是传统的“种族”一词,但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含有现代“民族”的涵义。1899年10月他开始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中国最早使用“民族”的思想家之一,并且是最早将“民族”与“帝国主义”“民族”与“思想”联用的中国思想家,他是1901年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文中使用了“民族帝国主义”和“民族思想”的。这两词的使用,尤其是“民族帝国主义”的使用,是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他也是最早使用“中国民族”的中国人,他最早使用“中国民族”是在1901年7、8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而非学术界通常认为的1901年9月3日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他使用“中国民族”的涵义前后有所变化,这一变化又与他对“中华民族”的使用及其涵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在民族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最早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用他的话说,他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汉族”,但他是在“国族”的涵义上提出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即他认为,“中华”是中国的国名或国号,而根据西方的“国族”理论,建立中国的民族亦即中国的国族应该以...     

"民族国家"语境中的个人图像

现代的政治个人观是掩藏在政治思潮纷争背后更为基本的话题。现代中国思想家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讨论政治的个人观的。陈独秀和杜亚泉等思想家已经揭示出“五四”时期三种不同的政治个人图像:作为“国民”的个人、与“国家”划界的个人和作为“材料”的个人。现代中国思想家对政治个人观的阐释,主要不是进行事实性的描述,而是进行话语的创制,是依赖于“民族国家”叙事和“个人—国家”论述模式的一种创制。     

“五四”前期资本主义信念的动摇

<正>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转折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对中国未来的设计上由原来的资本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从思想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弃一扬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对社会主义的大力宣传和最后抉择是在五四后期,而对资本主义信念的动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就开始了。本文主要从五四前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至五四运动期间的一些思想变动,谈一下中国思想界资本主义信念的动摇。近代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主要受三种思想观念的支配和影响:一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二是民主制度观;三是西方整体观——文明世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了西方帝国主义时期,被引用于人类社会,形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     

抗战时期中共纪念成吉思汗活动的成效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成吉思汗的纪念活动,强化自身形象塑造工作。成吉思汗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符号,成为密切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人民之间联系的粘合剂,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对于成吉思汗的纪念活动是自身各项政策、主张、方针的集中展现,较大地振奋了国人的抗战精神,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助于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通过纪念成吉思汗,中共宏大的“民族观”进一步完善成熟,不仅直接推动了自身以及蒙古族人民群众对于民族认同的重构与超越,也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性的思路和经验。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发扬“五四”精神做好妇女工作

七十年前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标的伟大群众斗争,它表明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表明一个具有现代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走上了我国的政治舞台。在这场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民主革命阵营。他们经过艰苦的选择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艰难的命名: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简论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

五四时期,“写实主义”作为理论话语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随着话语环境的变化,30时年代初“写实主义”在话语实践中渐渐被“现实主义”所取代.这一换名看似偶然,实际上它不仅反映了五四写实小说的修辞困境,而且揭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小说创作在修辞策略上的重新调整.     

张闻天是迎接历史变革的先驱者

张闻天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党和人民。在风云巨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五四到抗日战争,每当历史变革的紧要时刻他都挺身而出成为迎接历史变革的先驱者和强者:(一)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迎接新旧民主革命变革的先驱者,(二) 是30年代冲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转变党的路线的先驱者;(三) 是促成遵义会议园满成功使革命转危为安开创历史新局面的先驱者;(四) 是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迎接全民族抗战的先驱者。他是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期而应戮力学习的榜样。     

《红楼梦》与“五四”新文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反满”口号平议

民主革命思潮,是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结合、渗透、相互激荡的产物。反满,是民主革命思潮中最引人瞩目的口号,并成为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革命纲领.揭示反满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刻剖析其时代内涵应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一 1840年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清王朝采取了始而抵抗继而妥协投降的政策,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加深,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则成为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这种特殊的国情,使得中国革命必然存在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性.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积极组织革命武装,准…     

后殖民视野下的民族认同问题——一种后民族主义话语

通过对殖民话语的历史性反思,后殖民主义试图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那段令人不安的距离,建构一种民主的、协商的、更具包容性的后民族主义话语。与排他性的殖民话语不同,它打破了本质论的民族身份观,肯定了各民族国家之间在历史和地理上的混杂性,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是,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它依然是一种过高的奢望。     

基于文化认同的国族认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包“熔”主义及其实践

印度人民党近年来在印度政坛强势崛起,其政治成功离不开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支持与引领。印度人民党的政治成功不仅是施政纲领、选举策略等技术层面的成功,更是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而国族认同以及国族建构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导下,印度的国族认同建构日益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方向推进。实际上,印度的国族认同建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国族认同,可被概括为“包‘熔’主义”,其是以包容主义为外壳、以印度教特性为价值内核、以印度教(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渐进式同质化的国族认同建构模式。包“熔”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其形成伴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其实践方式主要有身份改造、文化挪用和国民教育的“藏红花化”。     

论中国现代叙事诗形式美的演变

对于中国现代叙事诗,如果要给它分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其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美学风格,分为萌芽时期(即“五四”时期)、生长时期(包括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前期)和民歌风叙事诗收获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三个阶段。本文的任务是对这三个阶段叙事诗形式美演变作一考察。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叙事诗美学风格的演变不无帮助。     

“五四指示”与东北土改

近年来,史学界对“五四指示”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多有全面论述,从而在整体上加强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但由于缺乏结合具体地区的深入论述,常常又限制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认识。本文以此为题,目的在于做具体探讨。 一、从“五四指示”到“七七决议” 抗战胜利后,东北的战略地位显得极为重要,对东北的争夺,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心。1945年来,中国共产党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决定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从东北来看,土…     

抗战时期回教界的民间外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面对敌强我弱的危险局面,回教同胞克服种种困难,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组织领导下,以个人身份或组织团体奔赴海外,广泛开展各种民间外交活动,赢得了穆斯林国家对我国抗战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Love＂ as the Key Word： New Sexual Morality and New Litera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1900-1920）

借助翻泽，“恋爱”一词在20世纪初进入现代汉语，使“男女之情”在方式、体验、意义与评价上，因新的命名而发生改变，并进入公共话语，成为中国新伦理建构的突破口，产生了从晚清到“五四”一系列新道德命题及与之相应的新文学作品。晚清倡导的“自由结婚”，确立了婚娴以恋爱为前提、以当事人自决为主导的现代意识，并开创了文明结婚新风尚。民初，“恋爱”一词在本土化过程中一度污名化，导致专写恋爱的言情小说普遍规避此词；但哀情小说对爱情精神品质的普遍推崇，却为五四“恋爱神圣”的出场奠定了基础。西方理论影响下建构的五四时期恋爱理论，有“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微殊差异，后者将新文化激进主义导向极端。五四恋爱文学在空间意象和恋爱描写上的创造，解构了压抑个人自由的家长权威，颠覆了传统道德，也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但个人主义的单维描写，未能使恋爱体验向纵深挖掘，而是引向浮浅。     

芦沟桥事变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危机应对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作为事件发生时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对这一突发性事件的处理,经历了坚决抗击日军侵略到幻想局部和平解决再到被迫守土抗战的曲折过程。冀察当局应对危机的种种举措,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这一事件和日后中国的全面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下,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为中华腾飞世界时──周恩来同志在“五四”时期

爆发于一九一九年的伟大的五四运 动,到现在已经六十周年了,五四运动是 中国近代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马列主义和中 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开端。 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 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 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 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 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 主义。”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已经有了大批 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 的知识分子。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是 他们当中的光辉代表。“五四”时期,周恩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