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原则与行政程序

宪法是立法规范行政程序的基础.我国宪法设定的"责任链"模式无法充分保障代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因为无论用人手段还是治事手段均存在局限性.在行政程序中遵循公民参与和程序公开原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律对行政权约束的不足,增强代议机关对行政权的控制,更多地满足宪法民主原则的要求.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与法治

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制度选择,而依法行政则在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处于关键的地位。权力必然腐败的"铁律"使得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成为法治的制度保障。在控制行政权力行使的各种监督形式中,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具有其他监督形式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论我国行政立法

<正> 目前使用"行政立法"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但使用中对这一概念涵义的把握却有很大区别.一种是广义的"行政立法",即"立行政之法",凡国家机关 (包括国家权力机关) 依法制定和发布有关行政管理方面普遍性规范的行为都称之为"行政立法",第二种是狭义的"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之立法",凡形式上由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即凡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都属"行政立法";第三种是最狭义的"行政立法",即"行政机关立行政管理之法",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和发布有关国家行政管理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因为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并非全部属于行政法范畴. 笔者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     

行政裁决法治化的思考

从机构设置、裁决程序、责任制度、裁决与诉讼的关系等角度就完善我 国行政裁决活动的法律制度进行探讨，指出，应实现技术鉴定统一化，设置行政裁决的 专门机构，以增强行政裁决的独立性；改进行政裁决的程序，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建立以 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裁决应公开化。     

行政合同的基本理念

行政合同是现代公法和私法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是国家行政机关运用私法合同手段进行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目的的法律制度和合同行为。行政合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法律机制是:公共利益优位与合同相对人权益保障相统一。缔结和履行行政合同应当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行政目的实现与私人权利维护相统一的原则、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与契约自由相统一的原则和当事人在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与合同关系的平等性相统一的原则。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胡东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不仅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建设法治国家一个现实问题，本文试对此问题作如下探讨。本文所称抽象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具有...     

德国生态环境监管法律制度考察及其镜鉴

德国的生态环境监管是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监管体系。法律制度上,德国是以生态环境行政法律制度为中心;在监管理念上,德国的生态环境监管秉持法治国家理念、整体性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合作治理理念;在监管手段上,行政机关可以采用直接管控、间接管制和包括规划在内的具体措施;在监管措施的执行上,德国法律赋予了行政机关广泛的行政执行权力,行政机关可以自己采用包括执行罚、行政代履行和直接强制等手段;在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实施监督上,德国强调法院对监管制度实施司法监督,德国就行政监管对个体主观公法权利侵害采取了无漏洞的保护,同时,环保组织通过行使行政公益诉权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其职责。德国的生态环境监管法律制度对我国的环境法典编撰和环境监管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行政诉讼中不确定概念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

不确定概念的问题是现代行政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院要在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争议中平衡对法拘束的坚持与对行政空间的尊重。然而现有的对行政解释的审查方式都过度强调审查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而忽略了不确定概念问题的正确性本质。不确定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形成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获取过程中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司法审查的任务是在关键解释命题的二次证明中排除不正确的行政解释。在对不确定概念的行政解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应进入到解释正确性问题的内部,并受到审查内容与方法上的"软约束"。     

行政程序理性研究

理性的行政程序要求其在制度设计及运行中必须遵循行政法治的精神，注重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以追求效率作为内在价值等。实践中将行政程序虚无化、绝对化、脱节化和苛刻化都是非理性表现。为此，应当合理定位行政程序，把它作为工具性要素附着于公平价值；通过行政程序典则化，对目前分散的行政程序规则予以整合并进一步规范；设计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深度参与的行政程序规则；建构行政程序运行的监督体制机制，以矫正非理性行政程序；将行政程序运行的效果和结论交于司法程序最终裁判。     

行政侵权赔偿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法上的行政侵权赔偿与行政补偿在产生原因、承担责任、救济方式、目的和法律规定形式上都不同,其赔偿责任是由行政侵权行为引起的,责任性质属于行政法律责任,而责任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本身。我国行政赔偿立法应确立违法与严重不当的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包括物质、人身和精神的损害赔偿;主要以支付货币的形式履行,还有其他的赔偿方式;对财产权的赔偿数额应以当事人的实际财产损害为标准,而具体行政行为被法律确认为侵权性质的时间应是合理评估损害物价值的有效时间。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同其他行政诉讼一并提起,也可以在某些必要情况下由受侵权损害人单独提起,可以适用调解。行政侵权赔偿还涉及行政机关内部行使追偿权的内部行政程序。     

重大行政决策 听证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成熟且不断发展、完善的法学课题之一。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要反映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在各国行政法治中的实践，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理论基础和价值内涵的分析，指出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法律程序。     

论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

行政赔偿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的法律行为。本文简述了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发展概况,阐述了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特点,并从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赔偿程序等八个方面指出了我国现行行政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和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和完善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途径和措施。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

入世将对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分析了目前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根据WTO的规则,提出了加强中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建议:确保立法与法律实施的统一;完善依法行政机制;建立健全法律信息透明机制;建立和完善司法审查制度。     

简论日本的行政指导

简论日本的行政指导王新生赵成国从政治过程论的角度看，行政指导是行政机构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对法律所进行的补充性说明，因为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大多过于笼统，为执行这些法律，需要行政机构制定具体的政令或采取其他辅助措施。但日本的行政指导大大超出了这一范畴，不...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行职责”之认定

生态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具有直接关系。“官告官”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要聚焦于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这一微观行政行为认定,检察机关以司法手段保护环境公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导致“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认定规则不一致,对于法定职责的认识存在分歧。未来应树立权责一致理念,严格区分“监管职责”与“管理职责”;应明确将“是否具有履行职责可能”的认定纳入审查范围,科学合理确定履职期限;应采用行为主义的裁判标准,明确回复检察机关建议仅仅属于程序性规则之要求,从而发挥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对于保护环境公益的重要作用。     

简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及其解决途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公共利益的保护单纯依靠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违法或不作为而侵害公共利益时,没有建立依法追究行政机关责任的机制,公共利益的受侵害得不到救济。这表明司法最终原则没有在我国现行法律上得以有效贯彻。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民事诉讼制度之后,一般是从民事诉讼制度中逐渐分立出来;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制度,如何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一种新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保障公共利益受侵害时能得到救济,是近年的一种理论探索趋势。当一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或者无法向当事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提出异议时,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得到纠正。在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就需要设立一个公共利益代表机关对这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司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善恶。检察机关依其性质就是这样的公共利益代表机关,不仅有权依法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而且有义务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在这一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机关是原告,做出这种违法或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

国家行政人员的考核制度从属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又对其产生重大反作用。本文以我国宪法、法律、政策和行政管理法规中关于考核制度的规定为依据,在总结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古今中外行政人员考核制度的合理因素与积极成果。从国家行政人员考核制度的历史考察;健全的岗位责任制是建立完备的考核制度之基础;考核标准的客观化与法律化;考核方法的科学化与制度化;以考核结果为依据给每个行政工作人员以公正待遇等方面,较系统地探讨了建立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问题。文章强调从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的高度出发,尽快全面地建立我国行政工作人员的考核制度,进而制定《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考核法》,使对国家行政人员的考核成为一项根本的人事法律制度长期实行下去。     

我国当代行政道德文化现状研究

行政道德文化是指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直接影响行政道德活动与行政道德关系的各种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状态的总和，具体包括行政道德原则、行政道德评价标准和行政道德行为习惯等。当前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的现状是：利他主义与集团主义并存、道义论向功利主义转化、追求共性向追求个性转化。中国行政文化的现状是：伦理追求与道德选择相脱节、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相脱节、伦理理论与道德现实相脱节。为此，应加强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的培育，提升公务员及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树立正确的廉耻观。     

过度医疗司法认定路径的反思与司法认定规则的重构

《民法典》《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及《医师法》均规定了“禁止过度医疗”,但过度医疗的司法认定路径却存在着从抽象到具体的断层,具体表现为：法律规则过于抽象,个案难以精准识别;法律规范性功能不彰,个案赔偿范畴不明;裁判标准唯鉴定论,个案鉴定路径不一。从提升法律制度整合质效的角度出发,司法认定过度医疗应遵循个案认定原则、被动认定原则、患者自主决策豁免原则及综合认定原则,优化重构后的司法认定规则为：明确过度医疗范畴,细化赔偿项目标准;配合使用辅助机制,弥补鉴定不能的空缺;统一司法鉴定路径,回归法律认定标准;坚持认定的基本原则,发挥司法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