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士人的自然主义生命意识

“自然”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自先秦时期,老、庄即主张回归本真、顺应自然,以自然态度面对人生。至魏晋之际,玄学大畅,士人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其思想以先秦道家为主流,体现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由此发展出王弼的“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郭象的“物皆自然,无物使然”等观点。魏晋士人通过对“自然”的体悟,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状态,向往诗意自由的人生,彰显自然主义的生命意识,对魏晋士人群体本身、魏晋社会、美学发展乃至后世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 ,人生无常 ,儒学衰微 ,玄风大盛 ,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引发了魏晋士人对人生的思考 ,促成了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从《世说新语》所载材料可以看出 ,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主要表现为确立自我意识 ,肯定自我存在 ,珍视生命 ,热爱生活 ,追求精神自由 ,完善自我理想。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意识的觉醒 ,注重人生的个体价值 ,忽视人生的社会价值 ,是一种畸形的、利弊并存的人生价值追求。     

重现一代士人生活的美学情韵——读李修建《风尚——魏晋名士的生活美学》

讲魏晋风流,总绕不过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溉那就像听真正的侠客讲江湖的风雨,在情在意,尽气尽才,拨动人内心无边的歆羡。不过歆羡叹赏之余,不免留有一份好奇：那一代士子的唯美与深情,到底成就的是怎样一份完整的生活影像？     

魏晋士人文化的“展现形态”

魏晋文学的丕变,实源于士大夫精神上"展现形态"的确立。"展现形态"的三种表现是名士、清谈和重才性表现的文章。以上三种"展现形态"的背后,实与东汉人才选举乡里清议的逐渐废弃和公卿路线的加强相关,其突出表现是《人物志》的出现。《人物志》的以"谈"和"四理"取人,实际是在选举法则上,由道德、实践的原则向才性展现原则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     

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以《世说新语》为例

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高扬人的自我价值,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人的诗意地栖居,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学者大力提倡的生态人本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整体观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庄子》“逍遥义”与魏晋士人眼中的自由

郭象通过注解《庄子》而系统阐释的"适性逍遥"之理念,乃是魏晋时期"人的自觉"的重要体现,它将庄子"依循自然的自由"境界投射到人间,推衍成为"依循本性的自由"境界,使得"逍遥"不再是难以企及的梦想,而是张扬个性的精神出路。本文首先分析郭象逍遥义的理据,并以嵇康和王羲之这两个不同类型的魏晋士人之文与人对这一观念加以印证。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论汉末魏晋诗歌的生命情结

汉末魏晋时期,文人的主体生命意识觉醒,一直不被文学关注的生死问题,已开始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汉末魏晋文人在死亡的阴影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有关死亡和命运的忧思,他们叹惋生命的无常、伤感人生的短暂、探寻生存的意义、期盼生命的自由律动、悲悯民生的疾苦与不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于是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充满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情结和深邃的生命气息。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魏晋文士嗜酒与生命智慧的践行

酒溶入文士之生活、创作以至与生命智慧相联系,是始兴于汉末盛极于魏晋.关注生命及生命智慧的自觉,是魏晋文士嗜酒的思想渊源.魏晋文士的醉乡日月闪灼着生命智慧之光,体现为"三度"追求即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晋文士生命智慧的自觉及践行,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论魏晋文化中“清”的美学意义

"清"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清"作为自觉的文化审美追求起源于先秦道家哲学思想,它既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清"之风盛行,影响遍及人物品鉴、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等领域,"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审美精神,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对后世文艺作品的审美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生命美学是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方向吗

本文认为生命美学与主体性实践美学两极相通、渊源相共 ,存在同样的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原则的阐释偏颇与对审美活动特殊性的理解偏误。世纪之交 ,要推进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 ,必须实行深层理论框架的转换。新世纪美学发展的新方向应该具有顺应、导引时代文明主潮的相容性、范导性 ,具有探索生命自由超越和文明未来指归的前沿性     

生命哲学美学的历史流变及其基本特征

从最初的源头算起,生命哲学美学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主义哲学时期的康德和席勒。再往后从发展期的莫里兹与施莱格尔,奠基期的叔本华与尼采,到成熟期的狄尔泰、詹姆士、西梅尔和柏格森,后续期的海德格尔与萨特等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生命哲学美学流派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生成”与“体验”,与此相关联,时间性与潜意识问题在生命哲学美学那里也就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生命哲学美学冲决了古典主义哲学美学的绝对理性主义堡垒,对于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生命美学视野下的身体美学——基于《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的理论视角考察

新近以来流行的身体美学研究不单可以从西学资源和理论命题中寻求思想支撑,也可以从我国现代以来的本土美学理论中汲取思维灵感。从我国当代生命美学的理论视野来考察,身体美学的概念与内涵不仅易于得以厘定、廓清,而且还能定位身体美学在人类美学史上的消涨态势和历史位置。在生命美学旗帜下,当代身体美学研究实际上是以一种专题、实证研究形式参与、共襄生命美学研究的集体事业。     

存在之思与生命之美——尼采的生命美学思想管窥

尼采认为艺术是生命表现形式,艺术和审美使生活变为有价值,这是他从美学角度对人生和世界所做的解释和辩护.他的生命关学是用狄奥尼索斯学说解释生命存在的产物,视艺术为个体生命所能体验到的最真实的存在.尼采认为美是主体的生成,是权力意志的体现,体现了存在之思和生命之美,也是他对存在本质和意义的独特诠释.     

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精神

中国古典美学蕴涵着深厚的生命意蕴。中国古典美学的六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周易美学、玄学美学、禅宗美学和明清人性论美学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生命即美。透过艳丽之极的现象之美,中国古典美学渗透着深刻的人性内容和高尚的人格精神,富有一种深邃的生命意味。     

《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

魏晋时期,才性、情理、性情等命题是玄学清谈的重要内容.而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魏晋士人关于理想人格的建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魏晋士人理想人格的内涵:第一,重才智,轻性行;第二,肯定"情之所衷,正在我辈",第三,情感表达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情恣性,而是"性其情",即抑情顺理,以理遣情.虽然个体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人格,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可以无限接近这一境界.     

生命体验和审美超越——论审美体验的由来与归趋

审美活动的主干是审美体验,必须从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相贯通的观点来把握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源发于现实的生命体验,离开了人的实际生活遭遇与感受来谈审美,审美便成了空中楼阁.但现实的生命体验并不等同于审美体验,需要下一番提炼与纯化的工夫,实现自我超越,才能上升为审美体验.自我超越的途径是将原有的生命体验予以意象化改造,使之成为可供观照的对象,并以审美的态度给予再体验,这一从生命体验向体验生命的转型,亦即审美体验的生成.生成后的审美体验更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衍化过程,即经由审美感知、审美想象而进入审美领悟和审美愉悦,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境界下的生命感发,而审美活动的总体功能便在体验生命以感发生命之中充分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