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

<正> 关于1928年济南惨案前后,日本出兵山东的总人数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一、国民党军联络参谋1928年5月15日报称:“总计胶济路各站所驻之日兵约万余人。”①此数显然不包括5月17日以后陆续侵鲁之第三师团及其他部队在内;二、1931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认为:日本对山东出兵额“总计三万余人”②;三、苏友文回忆录中也持此说;李仙洲认为:“在‘五三’惨案事件中”,日军在济南即有“三万多人”。同时,苏、李都把日侨义勇团、便衣队、特务、浪人也算在其内③;四、日本史学家     

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的序幕

六十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为实施东方会议议定的侵华总方针,趁南京政府北伐之际,悍然侵犯中国主权和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并随之向中国提出了武力“维持满洲治安”的侵略要求;不久,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妄图造成我东北混乱,从而实现其“解决满蒙问题”之侵略计划。此计未得逞,复于1931年,一手导演了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计划及其实施进程来看,济南惨案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序幕。     

济南惨案期间媒体对日外交理念探析——以《东方杂志》为个案

1928年5月发生的济南惨案,是日本军阀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暴行,也是其后一系列大规模对华侵略事件的之一。惨案发生后,包括《东方杂志》在内的报刊杂志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评论。在报道事件的过程中,相关报刊也隐藏另外一幅报刊杂志可能呈现的面孔,即一种经济主义至上及理性处理国际事务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社会另一种理性、稳健...     

从“济南惨案”的解决,看南京政府的性质

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就“济南惨案”问题,经过十一个月的谈判解决过程,来剖析南京政府的性质,可以看出,它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反动政权,贫穷积弱的旧中国,造就了软弱的南京政府;软弱的南京政府又奉行了一条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其根本原因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华外交之逆转:从币原到田中

在中国政局和远东局势剧烈动荡的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凭借对中国政情的准确情报,主导了美英的事件处理政策,成功地分化了武汉国民政府。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更大的成功也是可以期待的。但币原外交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得到谅解。继任的田中内阁转而实行强硬的对华出兵干涉政策,终于酿成济南“五三”惨案。从币原到田中是一场远东国际格局大变动的预演。     

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的宣传对策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且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政府,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传策略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了这次宣传工作,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欧美列强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国内舆论统一,民众反日运动有条不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大公报》的日本问题研究及其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不但在新闻领域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它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活动与它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密切相关,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大公报》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于“九一八”事变前。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刚创立之时,日本军阀侵华野心就已经日益膨胀。《大公报》的三位总编吴鼎昌、张寄鸾和胡政之都曾留学日本,对日本问题深有研究。他们撰写的社评和论文对中日关系的分析之深刻在当时就曾引起公众的瞩目,并且也被日本朝野所注意。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后,《大公报》就…     

济南惨案之国际法观

<正> 济南惨案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国及日本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中日学者既有某些共同的认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角度就这一历史事件谈几点看法。     

一代师表——怀念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先生逝世一年了。追怀往事,万千哀思涌上心头。忽然记起他对自己的年纪的趣话。他说:“我今年六十六岁,六十岁是本钱,我已经有六年的利息,还怕什么?”这话是1947年5月在南京讲的。当时,国统区的广大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伟大斗争。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二○惨案”。惨案发生后,南京学联邀请     

弑亲“尖子生“的人格特点及犯罪心理成因

近年来 ,“尖子生”弑亲案件的频繁发生 ,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结合最近发生的两例案件分析了该类学生的人格特点和犯罪心理成因 ,尝试从犯罪心理发展过程的角度 ,找到预防惨案再次发生的措施     

平江文物

1 925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平江县天岳书院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平江起义。翌日,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边区革命根据地.1985年,天岳书院辟为“平江起义纪念馆”。平江县城东南嘉义镇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 9 38年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从平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在此设立“新四军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由黄跃南任通讯处主任。1 9 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杨森部队,突然袭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惨杀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惨案发生后,党中央在延安举…     

“济案”——“九一八”前日本挑战华会体系试探

发生在 1 92 8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途中 ,日军出兵屠杀中国军民的“济案” ,以往研究中大多将之简单地归诸于日本阻挠中国统一 ,挑起中日冲突的恶例和暴行 ,本文则充分利用国外档案馆的外交文献资料 ,将此案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英、日主要列强在中国和远东争夺的国际大格局之下 ,对引发这起惨案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深层原因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进而对战后至“九一八”期间 ,远东和平逐步丧失与华盛顿体系的关系 ,美、日、英在华利益难以协调、冲突加剧的原因 ,以及最终导致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祸变的根源作了分析和透视。     

冯乃超与济南惨案

冯乃超是对济南惨案最为关注的左翼作家.他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以往被简单地视为标语口号化创作倾向的产物.但这组作品中的某些关键字句与当时的中共文件表述之间实则有着微妙的呼应关系,丛中可以显现出中共对济案应时策略的变化对于作者的影响,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左翼作家面对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冲突时的复杂心态提供了一种途径.     

一个日本军国主义走狗的自供状——评张春桥的反动文章《济南》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海《中学生》杂志第五十一期上,刊登了张春桥的一篇题为《济南》的反动文章。张春桥在这篇所谓“济南游记”里,大写其“景”,大抒其“情”,大发其对国事的慨叹和议论,活活暴露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卑鄙无耻嘴脸。这是一篇难得的妙文,读了使人眼界大开。文如其人:张春桥不仅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吹鼓手、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而且还是一个日本军国主义的乏走狗,一个卖国求荣、奴颜婢膝的民族败类。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媒介装置的创伤记忆建构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磨灭的战争创伤,也是建构公众的战争创伤记忆、凝聚民族共识的典型历史事件。2021年,修建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之上的“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史实展馆”正式开馆,通过布设媒介装置、营造情境氛围,使之作为具身实践的平台,促使观者沿着“情境定义-记忆实践-具身认知-创伤记忆”的记忆路径,在身体参与的记忆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重塑观者的“在场感”,唤起或强化观者的“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从而建构起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     

日本学者铃木正谈我国对日本哲学的研究

<正> 日本名古屋经济大学教授铃木正,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山东大学的邀请,于1985年6月3日至12日访问了北京、青岛和济南。铃木先生在访问山东大学期间,给哲学系师生作了“战后日本唯物论哲学的发展及其动向”的学术讲演,并与部分师生举行了座谈,就日本哲学界现状、中国研究安藤昌益的情况和山东大学哲学系关于日本哲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等,进行了交流。     

“五·三”惨案后斯诺的山东之行

<正> 很多人都知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过名震一时的《西行漫记》,也有不少人晓得,他从1931年“九·一八”直到1941年间,采访、撰写了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报道、通讯和论文,但是,“五·三”惨案后斯诺的山东之行却鲜为人知,而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到一笔。此次山东之行实有重大的意义,至少可以说明:这位中国人民的朋友,来华不久,即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

在中国近代史上,1926年7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为目标,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是一场胜利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进军,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惊恐.本文试对这一历史时期,中日外交史上所发生的问题作一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由“协调外交”向“强硬外交”演变的原因及其本质.1 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实行,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紧密相关的.北伐战争前夕,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体制下”,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九国公约》确立的“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     

“尧舜禹抹杀论”与白鸟库吉的日本东洋史学

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对中国古史高度打压的姿态,催生了日本史学界在学术研究层面上对汉文化的反思,引发了人类学视角下对汉文化的讨论,带动了其后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与繁荣.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核心观点包括抹杀尧舜禹和推崇儒教,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还原到当时代日本东洋史学发生之初的文化背景中,通过考察对《尧典》记事真伪的讨论剥开“尧舜禹抹杀论”的实质内核,通过廓清“尧舜禹抹杀论”对甲骨学的无视之状明晰白鸟库吉所谓的“实证”史学方法,白鸟库吉对日本传统汉学研究态度与方法予以解构,对以日本为核心的东洋史学文化框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