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以全国首个城市“慈善社区”试点创建项目为例

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提供有效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然而,由于结构张力和路径依赖,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也存在现实困境,需要更为有效的行动策略。通过对全国首个城市"慈善社区"试点创建项目的个案分析,可以看出,社工机构通过进入、服务、互动的全过程行动策略,可以实现融入社区、促进社区治理创新的目标。社会工作应立足于解决社区"共同体困境",着力构建社区合作网络,推动内生型社区治理的实现。     

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理念形态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公民行动的先导.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缺乏,农村社会很难出现公民行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很多途径,其中,由于现代社会政策行动既具有利益的关联性、广泛的参与性,又是一个行动体系、一个现代规则体系,因此在农村广泛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到社会政策行动中,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基层环保实践中的“嵌入性困境”何以发生

环境保护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突破环保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践困境是环境治理深入推进的关键。本文从A厂"微信群争论事件"出发,通过引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揭示了制度化"常规治理"逻辑下工厂环保实践中的"嵌入性困境"及其发生机制。研究发现,环保制度嵌入工厂前,工厂的组织绩效与工人之间的地方性知识构成了工厂日常行为的双重逻辑。随着外源性环保制度在工厂的嵌入,工厂为强调自身的组织合法性,唯有采取"遵循"型应对策略,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将行政体系开出的环保要求转化成新卫生制度,并以简单化的强制方式嵌入到车间内部。这种做法强烈冲击了车间日常行动中的双重制度逻辑。这种状态下环境治理逻辑与工厂组织的日常逻辑对工人行为产生双向约束,出现"矛盾的行动者"现象,进而导致行动者的矛盾,造成工厂组织的"嵌入性困境"。厘清基层环保的实践困境及其发生机制,有助于完善外部制度逻辑的内化过程,以重构组织秩序。     

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实践中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构建方面探索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结构、行动与制度: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有效协同治理

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治理变革中,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为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正在实现从以政府管控为主的"社区管理"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变。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在活动领域、资源条件、运行机制、专业能力、价值取向等多方面面临着行动上的困境。为此,基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日益向好的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基层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深层次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尽快完善评估机制,健全监管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基层治理中公共服务供需问题研究——以电商村为例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电子商务嵌入到农村社会后，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同时对电商村的基层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基层政府如何调试治理方式以适应农村电商日新月异的发展需求，成为能否持续发挥农村电商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进程等功能的关键所在。然而，基层政府治理电商村时在公共服务层面出现了一系列供给与需求非适应的表征。基层运作中存在的条块冲突凸显、地方精英截留电商资源、农民网商选择有限等问题导致了治理困境的持续复杂化。面对农村电商的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重新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关系、建构保护型的电商发展模式、改变制度设置等政策与实践建议。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等,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破解"奥尔森困境"的重要途径.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有利于整合协调社区资源、凝聚社区成员共识、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为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方案.从融合集体行动理论的建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三大元素:制度环境元素、治理能力元素和成员理性元素,这三大元素共同作用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逻辑.可通过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为"一体",技术治理和微治理双重推进,采用隐性激励和选择性激励扩充社区社会资本方式来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中国农村扶贫模式的演进趋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基于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差异和认识的深化,农村的扶贫模式及其实践由"输血"模式转向了"造血"模式.然而,实践却表明,单一实施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应对农村社会及其贫困问题的新变化,"输血与造血的协同互动"模式是较好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必然选择和趋势,并据此初步提出了"政府扶贫的主体责任、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及其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等政策性建议.     

农村人居环境合作治理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对学界争论的重新审视

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识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五大主体,分析各主体的边界,从多元共治行动逻辑出发,构建农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型,并以福建省晋江市农村人居环境合作治理实践为例进行分析。从理顺合作主体的权责关系、建立合作主体的相互信任、创新合作主体的治理方式等角度探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合作治理的路径。     

试论改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新方向

中国目前环境衰退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边治理、边衰退",具体表现为治理失灵.我国环境治理所具有的早生性、外生性、形式性和脆弱性都导致了治理失灵,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治理主体不完整这一内在的、结构性的缺陷.为此,作者认为应当根据中国公众参与的新情况、新特点,即中国公众参与正在经历从环境关心到环境行动的重大转型,借助公众的理性维权行动,以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主体,改进环境治理效果.     

社会理性与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

社会发展变迁使得我国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及实践困境,这些挑战和困境成为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理论、实践创新的逻辑起点。从原先以注重效率、经济理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向以社会利他、社会规范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范式转换,应成为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石。在社会理性视角下,建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实践路径是:社会政策的社会理性范式创新是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根本保障;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构建和实现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和组织化行动者;社会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社区为本"的本质属性是构成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内容。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模式分析——以广西牛哥戏为个案

当下农村的公共空间被压缩,文化建设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会共文化生活呈委缩之势."文化下乡"政策实戏体现的是嵌入式的发展理念和简单的"送文化"行动逻辑,即农村社会需要由政府自上而下的"送文化"方式来解决文化匮乏的现实困境.这种理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及农民在建设乡村文化方面的主体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乡村社会一种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乡村戏剧的演出构建了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应以牛哥戏在桂东南农村地区的繁荣为契机,推动广西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理念建构.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的私人治理:发生机制与运行逻辑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发生了全面的结构转型。据实证调查,引入"私人治理"的概念,用以概括当前基层治理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变迁、权威基础与资源的个体化转向、"无政治"的村民、资源下乡与政策话语的诱导驱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建构出私人治理的发生空间,该治理结构借助公私资源的互通转化和策略主义的治理之道显在运行,基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陷入新困境。由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重塑精英责任意识,再造村庄价值系统,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关键。     

农村社区化治理:现状、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农村新社区为载体的社区化治理方式逐渐兴起,它对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农村社区化治理存在诸多突出问题,如治理的技术手段亟须创新,服务对象和内容不够全面等;其推进面临诸多困境,如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指引,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治理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完善农村社区化治理,需要国家出台城乡社区组织法,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法治化,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平等地位,形成多层次、协同性、包容性农村社区化治理体制机制。地方实践探索中要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化治理手段,推动农村社区化治理走向信息化;适应社会开放、流动的特征,拓展农村社区服务的对象和内容;通过多元路径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化治理。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新时代随着社会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治理逻辑从“合法生存”向“有效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效能增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目前仍处在摸索之中,加上传统弱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在实践中面临认知、结构、功能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性困境。妥善应对这种有效性困境,不仅是新时代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组织有效生长繁荣和有序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策略选择。为此,应通过价值重构、结构吸纳、功能共融、资源聚合等路径,助推党对社会组织的有序治理,让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摆脱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     

转型社会中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

农村社区治理面临严重困境,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越权过度干预、非法势力干扰村庄治理以及村民的政治冷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农村社区治理必须逐步由"官主导"到"民主导",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之间权责界定明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多中心治理体制。     

生态伦理视角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在生态伦理视角下,人类的道德诉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系密切,生态伦理中蕴含的共生共荣共长理念为农村环境治理构建愿景。随着当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仍存在环境治理伦理理念薄弱、经济发展轻生态环保、生态化治理多样复杂、治理实践资源配置失衡等治理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生态伦理思想贯彻其中,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实践四个方面,优化农村环境,激发治理活力,打造“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农村环境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