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作品文学治疗功能阐释

白先勇是中国现代最具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白先勇的创作基于对人心人性、人的命运和生命意义的永恒叩问与终极关怀,在历史的沉浮和时间的洪流中,以个体和个体的命运的形式来表现人类多舛莫测的生命本然与必然;在万树花开的"心灵镜像"中,映现人生的幻变无常和挥之不去的孤独,期冀"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表达出来",疗愈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孤独之哀、情欲之痛和时间之殇,以寻求自我的救赎和对人类永恒困境的突围。     

论唐君毅与马丁·布伯之“人我”观

唐君毅所言之"吾汝"沟通,与马丁·布伯强调的"人我"共在,均是从"存在"的立场探讨自我与他人、社会的相处之道,可谓是诊治型的文化观察者,即将此"有"转化为"无",运用"验之以体,以体验之"的体会,通过生命、触及学问,以面对生活的磨难和考验.对照于"吾与汝"与"我与你"之理念,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是以"体"的态度去涵容;而西方哲学则是从"用"的层面去发挥.     

现代西方文学中个体生命记忆现象分析

本文分析了多部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表现的记忆在个体生命中过"重"或过"轻"的现象:"习惯"或"幸福记忆"成为一些柔弱灵魂的沉重负担,使生命只能反复重温过去而不愿(不敢)突破自我面向未来;逃避过去,推卸记忆负担则使生命失去根柢,否定了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从存在美学的角度来看,承担与宽恕,是直面沉重记忆的较好选择,生命在担当与宽恕之后得以积极面对未来,日臻丰富完满.     

试论朝鲜中世纪北学派的文学观念

北学派①崛起于朝鲜18世纪后期。这是以开放性的文化意识为主导,主体性的审美趋向为途径,冲破中世纪桎梏为目标的具有近代文化因素的流派。北学派的文学观念与他们的主体意识之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在现实的主客体关系中深划地进行自我反省,从而认识了自我,确立了自我。洪大容就论生命主体的独自性指出:“异端虽多端,其澄心救世,要归于修己治人则一也。在我则从吾所好,在彼则与其为善,顾何伤乎?”②“难齐者物,而心为甚。人各有好尚,孰能一之。然则各修其善,各效其能,要以祛而善俗,则何害于大同乎”③在这里论者特别强调了生命主体     

奈何之情与六朝文学情感空间的拓展

奈何之情是在一般与官能相通的喜怒哀乐之情之外更为复杂的情感,它在起初伴随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觉醒,又因自我理性对生命规律的痛切认识而和自我密切关联。但在中古文人那里,因为玄学的渗透,这种情感融入了对人之生命整体的、终极性的反思而实现了对一己功利性情感的超越,从而具备了审美意味。这种审美情感的形成,使文学表达的空间得到有利拓展,也使文学反映人生的深度得到了保障。从此,文学的本体性特征日益明显,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从生命哲学到生命诗学——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论之三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提出,学界已有一定共识.当存在主义从西方语境中被抽取出来放置于中国"现代性"语境后,它已在被重构的基础上获得本土化身份.它由文化理念上反社会性的生命哲学转化为艺术哲学上以和谐为准则的生命诗学,这是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的一个明显趋势.中国式存在主义的生命诗学的创作思路,分为"艺术生命化"和"生命艺术化"两个方向.生命艺术化,主要以儒家生命哲学观为主体,化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创化说"、尼采的"酒神精神"所驱动的生命意志论等,它以鲁迅及其创作为代表.艺术生命化,基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并融合道家的心物俱冥、物我统一等东方生命哲学观,它以何其芳、贾平凹等创作为代表.     

一个人的文学自传 ——论周涛《西行记》

周涛的小说《西行记》是他继诗歌和散文创作之外的又一收获,其个人化的文革书写,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周涛"。这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以时代为经,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为纬,充分展现了青年人在时代之殇下对自我人生之路的探索,诠释了"青春"的意义。大体而言,主人公对自我和外界、理想与现实困境的突围,体现在根的追寻、生命的自省以及自我人生理想的坚守三个方面。     

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

山西"山药蛋派"文学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岁月,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赵树理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家,与"山药蛋派"作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到了新时期,"山药蛋派"固有的政治功利色彩与浅白直露的审美趋向,使之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而所谓新一代的"山药蛋派"作家,实际上却是凭借着对这一流派的扬弃与否定而闪烁于中国文坛的.在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面前,"山药蛋派"再不能陶醉于已经消逝的辉煌,否则就可能作茧自缚,失去自我蜕变的可贵机遇.     

文学地位的提高--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论之二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提高到了“德行”与“事功”之“弟”的地位。首先，是从经学的附庸走向自身独立；其次，是其传有限之生命于无穷的价值为人们所认识。不过，魏晋南北朝虽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然自觉了的文学事实上还是难以与德行和事功取得完全同等地位的，而当文学彻底地回归自我时，却往往因其过分“贫血”而难以自立。文学的极致尽管如此，然其自有独特的价值在，而此绝非德行、事功及经、史、子之功能所能代替。     

苏轼贬逐心态研究

苏轼的贬逐心态最能见出其文化人格与思想境界.其思想基础乃是以庄子之相对主义、佛家之随缘自适而达于儒家之孔颜曾点境界,又以宋人高扬志节气概为激励,故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倔强雄强而又坦然静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了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