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经济解释

中国农民目前面临着经营规模过小、社区成员异质性加大和人均人力资源存量少的现实约束,这导致他们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过大,同时由于政府相应的制度供给缺位,使得制度创新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持。这些是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加大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减少农民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幸福经济学研究的经验启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呈现的两个典型特征是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在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过程有失公正的背景下,需要并行不悖地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不可顾此失彼。从实现国民幸福的终极目标出发,结合行为经济学对人内在公平偏好的揭示以及幸福经济学关于幸福与绝对收入、参照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的新进展,弱化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负向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促进机会均等,提高社会和收入的流动性。     

经济法的定位与中国经济法的目标

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产生、演变与发展的过程。经济自由主义理念下经济法的定位主要体现为 :经济法存在的的宪政基础———有限政府原则 ;经济法产生的可能性———政府干预对经济自由的意义 ;经济法作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市场失灵的存在与政府干预的界限 ;经济法相关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公共选择理论的一元行为假定。中国经济法应该以实现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平衡、约束市场与约束政府之间的平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甘肃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甘肃省1978—2008年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协整关系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投资、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方差分解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力度随滞后期延长逐渐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公正观及其现实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这一角度出发,在探索现实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中,建构了经济公正观:以公有制建立为基本实现途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理念。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要以唯物史观为统领,研究公正问题,追求共同富裕;要正确处理平等和自由的关系,确保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本质的发展;要正确处理机会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实践以人为本、加强社会调剂。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分析

创新成本是实现制度创新不容忽视的约束因素.由于受农民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的制约,现阶段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高昂,这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难以顺利发展和有效运作的深层原因.因此,尽快改善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提高农户的合作意识和自我组织能力,有效降低和化解创新成本,是实现我国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相关性分析——以欠发达城市南昌为例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新的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都将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新的影响.本文以中部欠发达城市南昌1990-2009年的样本数据为例,对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经济的增长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单向变动;城镇化的推进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没有影响;相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会加速城镇化进程,而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最后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关系.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本文从“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相互作用和关联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首先提出,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接着,沿着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分析理路,文章讨论了斯密动力形成的社会条件,并进而从财产的法律制度在资产形成和市场运行中作用机制的分析视角,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形成的制度环境问题。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就会发现,“布罗代尔钟罩”原来是那些阻碍“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因此,打破阻碍和约束“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指向和动因。     

政府经济管制模式比较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制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制在形式上似乎没有差别 ,但实际上在产生的原因、功能、范围、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手段、与市场的关系、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这种差别决定了在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对在计划经济中实行的政府管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即建立新型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管制制度。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的制度隐患——兼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转变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明显的无序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种无序式增长也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需要经历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及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     

"月球大使馆"案件与宪法中的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与人身自由、精神自由并称近代宪法三大自由。在规范含义上,经济自由主要包括居住和迁徙自由、营业自由与财产权等内容。在经济自由从自由权时期发展到社会权时期之后,如何协调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保障经济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     

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的非正相关关系

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已经暴露出其局限性。本文认为高等教育扩展与经济增长并不总呈正相关关系。在中国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是有限的 ,重要的是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在高等教育结构、专业结构、学科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上多下功夫。     

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靠什么？

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已初露端倪。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要严防泡沫。要使经济稳定、健康、快速、持续增长，必须建立一个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全新的体制；大力发展高技术和高技术产业，改善居民心理预期，潜力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     

现有土地制度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挑战与路径

目前在我国农民的四大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小,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让农民通过土地财产权利获得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民的总体收入是当务之急。我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包括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在农民利用各种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时会面临一些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出现分化,分化为城中村、城市郊区村、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与委托代理问题;土地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但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要探索出一种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民转为市民的合理的土地制度。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发展现代农业、城镇化结合起来。     

建立消费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机制的障碍与路径选择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实现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持续性。长期来看,我国需要建立消费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机制。但目前,收入分配、不确定性等对其建立形成了需求约束,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其建立形成了供给约束,市场体制不完善则是其建立的制度障碍。三者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路径,加大了建立消费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机制的难度。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加以保护的自由。国家干预是实现经济自由的手段,但它应被置于宪法和经济法的授权范围之内。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的平衡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其实现路径就是有限政府和经济法治。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

21世纪以降,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国际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的制度化日益加强,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日益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日益经济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相关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外交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外交的民主化趋向日益加强,国际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与转变。     

市场经济自由的限度及制度调节——经济哲学的视野

市场经济方式所表征的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自由。各种市场主体具有独立自由的地位,并在统一平等的规则约束下进行自由竞争,这是市场经济自由的两个最重要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自由存在着特定的历史限度:经济平等与社会整体发展是其共时性限度,历史存在的非永恒性是其历时性限度。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经济自由进行制度调节,这就要坚持制度调节的人民群众整体的福祉优先的正义原则,对国有资源、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作出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安排,严格划定资本自由竞争的正当界限,建立把资本自由竞争的收益转化为有力促进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分配制度。显然,实行这样的制度调节,对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