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略考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自三代“风”、“风俗”过渡到“天子省风以作乐”的过程中显示了“风”、“风俗”脱离民间音乐的狭义桎梏,被赋予意识形态教化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先秦到汉代,自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以降,经过了历代思想家的修正与完善,使得“移风易俗”命题逐渐成为了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排当"考

"排当"一词历史悠久,内涵随时代发展而丰富变化.五代、宋初,"排当"意为"安排",多与饮宴有关.至南宋时,"排当"指伴有缀景装饰、音乐歌舞杂戏演出的宫廷饮宴形式.到明代,"排当"既指宫廷饮宴,亦指民间一些有准备的饮宴.到明清,"排当"在官方专指新奇的缀景演出,在民间则仍指有准备、有规模的饮宴形式.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风"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自然之风,也可指风化之教;既被视为音声曲调,又被称为民歌民谣;既被视为圣王之遗化,又被当作主文而谲谏的讽刺与劝说。这诸多的义项,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飞鸟振翅而风生,是甲骨文以"凤"为"风"的根本原因;在商周文明发生剧烈冲突的变革时期,在类似于"大块噫气,其名曰风"的认识推动下,"凤"与"风"出现分化,在"凤"字逐渐指向神性凤鸟的同时,作为"后起本字"的"风"字出现。风为土气,土气鼓动而形成音,音乐也必然反映着风土人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的认识中,透露出了风土之气与风俗之音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在"风"因与"音"、与"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时,由"风"之飘忽流散、托物而不着于物的特点,又引申出了用"风"来指称没有明确来源、没有具体内容、没有明确指斥对象的特殊存在状态的意义,"风言""风听""风议"等词即因此而来。而与之相关联的"风刺",便指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因这种进谏方式而来的作品,便是最早的"风"诗。这些"风刺"之诗,或归属于《小雅》,或分列于各国,都只是被统纳于"诗"名之下,一直到孔子删《诗》正乐时,同属乡乐的十五国诗,才被正式地归为一类,作为《诗经》作品类名的"国风"(或"风")由此产生。至《毛诗序》,则在集合种种"风"义并对之加以解释之余,又在"六义"的新名目下,为"风"字增添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新义项。     

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

祭祀风俗与民间信仰,是宗教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固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的碰撞交融地带,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传统典籍记载了早期固原祭祀与民俗文化的经历和表现形式,包括秦汉风俗文化对历代的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载体是朝那湫渊祠和六盘山;地方宗教文化的变迁,体现在龙王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当代意义上的东岳山、须弥山宗教文化活动,是民间宗教文化变迁的缩影.     

甘青地区羌人"引路羊"葬俗遗存考

传世文献之外的古代实物与图像资料因其凝聚古人最为真实可感的文化精神与思想情感,对研究古代文化及民俗现象具有独特的视觉说服力.文章考察高台县博物馆在骆驼城墓群、许三湾等地墓葬考古资料,结合流传在甘肃民间丧葬风俗"领羊"的仪式、文化结构、审美意向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同时,与羌族图腾、文化习俗等相比较,最后得出"领羊"是古老羌族文化在西北地区遗存的结论.     

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

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社会功能变迁中的"白沙细乐"

"白沙细乐"是产生于元明之际并至今仍流传于云南丽江纳西族民间的一部古典音乐.纵观这部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发现,这部音乐的社会功能经历了多次变化.最初"白沙细乐"是以民间歌舞的形式出现;后被丽江木氏土司府吸收为礼仪音乐;木氏土司衰败后又流入民间成为民间歌舞音乐;清初"改土归流"后又逐渐成为纳西族的丧礼音乐;改革开放后,这部音乐又被打造成为丽江的文化产品."白沙细乐"社会功能的每一次变化或者说变迁,都与近现代纳西族整体社会文化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论《诗经·国风》中的乐器

<诗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经典之一,包括"风"、"雅"、"颂"三类音乐形式,其中十五国"风"是各地的民间歌曲,是<诗经>中艺术性最高的部分.<诗经>中记载了29种乐器,是周代社会的常用乐器群,"国风"中提及了琴、瑟、、簧、鼓、缶、钟、鸾等8种.本文从乐器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体现在"国风"中的周代社会的音乐面貌和审美观念.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汉代诗歌"风"意象解析

在汉代诗歌中,"风"成为当时诗人关注的对象.文章试图通过意象理论来解析汉诗中各种形态的"风"背后的隐藏含义,挖掘出"风"意象所包含的浓浓哀愁,体味诗人当时的命运遭际.     

实践论视界下的"中国审美学派"

1990年代以降,"中国审美学派"抓住有重大意义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论、文化诗学和审美超越论,弘扬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美学传统,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在指导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提升民族人格修养与道德境界、有效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等方面,"中国审美学派"及其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汉代社会生活中舞乐热潮现象及原因

汉代社会生活中舞乐艺术十分普及,出现了举国上下从君主到臣民的歌舞热潮.主要舞乐现象有庙堂中的舞乐、宴饮中的舞乐、军队中的舞乐、节日风俗中的舞乐和市井广场中的舞乐.汉代舞乐之风之所以昌盛,原因在于汉代繁荣的经济是其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开放的文化政策和广泛的艺术交流是其动力源泉;统治阶级的积极倡导与参与为舞乐热潮推波助澜;音乐文化的"大众化"发展倾向是导致汉代舞乐热潮的根本原因.     

略论季子文化及其积极影响

季札是常州的人文始祖。季子文化是常州文脉之根,是常州文化之基,是春秋吴文化的杰出代表。季子文化完美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价值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季子文化对本地社会文明的积极影响体现在:季札"谦让、诚信"的品行成为社会道德规范;季子文化成为古延陵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季子文化对教化风俗、安定社会发挥积极作用。季子文化使本地区崇文重教,名士辈出,诚信礼让,社会文明,友爱互助,和谐稳定。这里走出的名士名人具有修身齐国,儒雅刚正的文化品格。     

从"渔家乐"的艺术特点谈民间音乐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民间音乐在世世代代传承过程中,凝结了我国历代人民的集体智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积累、沉淀、筛选形成的艺术结晶.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充分发挥民间音乐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对河北平山传统民间音乐"渔家乐"艺术特点的总结和分析,论述了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在河北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魅力《相思>诗 长盛"红豆"俗--王维《相思>诗与"红豆"风俗结缘、传承、演化研究

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相思>诗,引发出长盛不衰的"红豆"风俗.本文从多方资料.考证出王维是"红豆"入诗的第一人,并指出相思子(红豆)产地已由岭南扩至长江南岸,探索出唐代是"红豆"风俗盛行的年代,"红豆"亦由入诗延至入词,解析出唐之后的"红豆"风俗,于程、朱理学思想锢制下的艰难传承,追溯出"红豆"风俗里的宗教特色,体现了儒、释、道精神文化境界大一统的中国特色.最后归结出:<相思>诗的魅力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进,"红豆"风俗已融入经济市场,发挥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游戏化"电影改编与"后现代"思潮

"游戏化"的电影改编是当前大众文化思潮和现象中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它与社会文化转型、消费文化繁荣和影视科技进步紧密相关,也与日益明显的"后现代"思潮有直接的联系."后现代"不管作为一种理论或文化运动,反传统、反权威和消解精英文化一直是它们共同的精神内核,而日益走向大众文化和民间生活.在文化工业和商业法则的机制中,"后现代"的可视性特征更是与现代影视创作生产结合,使电影的商业性和文化商品特征格外突出,精神层面也体现出大众文化中无深度、平面化和游戏性的特质,导致了电影或影视活动中对经典(正统)作品的游戏化改编改写.     

论秦观词风的转变

在刘熙载和王国维眼中,秦观词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刘熙载认为,秦观的词风"妍""幽趣""清新",而王国维认为,秦观词风"凄婉""凄厉"。笔者结合秦观的人生经历则认为,秦观从科考到出仕以及被贬,其词风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变过程,包括"耕读与漫游时期"的"专主情致、抒情深婉"词风阶段,"如越省亲与再次应举时期"的"言情之作,旖旎传情,缠绵哀怨;登揽抒怀之作,词情浓郁,收放自如"词风阶段,到"为官初期"的"更绮丽、更深婉"词风阶段,最后到"被贬之后"的"凄婉、凄厉"四种词风阶段。笔者认为,除人生经历等客观原因之外,"性格上的脆弱"和"女性化的气质"两大主观原因是影响秦观词风转变的重要因素。     

《诗经》"二南"与巴楚文学传统

《诗经》《周易》《尚书》《楚辞》等开创了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孕育和包蕴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的诞因.虽然《 风》《雅》《颂 》《南》被视为按音乐来分类,但其中却明显隐含了宫庭文学和民间文学 、地域和民族文学分野的诱因.特别是"二南"所表现的对南方民族文化的透视和描写,极好地体现了地域文学的抒写范式,即由地域特征所表现的异质性表象与同质性精神抒写.《诗经》"二南"被列于"风"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二南"非以国为类,而是以地域性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其与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不但是南方各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更是中国地域文学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开端.     

《豳风·鸱鸮》中"我"商榷

<豳风·鸱鸮>中"我"所指对象为谁,自<毛诗>至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影响到对整首诗的理解.从<尚书·金滕>的创作年代来看,则排除"我"为周公之可能性;从鸱鸮为恶性鸟来看,则"我"非指鸱鸮.<豳风·鸱鸮>应是一首禽言诗,"我"实则指鸋鴂一类小鸟.后人受<毛诗>影响,误以鸱鸮为鸋鴂,以讹传讹,遂有诸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