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越南古代七律诗初探

越南是东亚汉字文化圈中最早接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国家,也是在各方面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汉诗在古代越南长期流行并且达到较高的写作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古代越南各种体裁的汉诗创作中,以七律诗写得最为出色.越南汉诗中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艺术表现力强,达到了较为成熟和完美的程度.在东亚汉诗共同繁荣的背景下,本文观察和辨析越南汉诗中的七律体一花独秀现象,有利于凸显越南汉诗的特点,揭开古代越南汉诗发展的要因,并展现出越南汉诗创作的艺术特色.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20世纪20年代"小诗"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诗"运动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介绍,着力建构"小诗"这一新诗体,赋予其特定的美学内涵和诗学特征.但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上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限制了"小诗"的发展.由于模糊了"小诗体"和"小诗形"的区别,诗体的要求被简单地置换为大小体积的概念,其含混性和暧昧性带来的矛盾和弊端也就一直延续下来.对这一创作潮流的重新梳理,将引发我们对现代汉诗诗体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体会现代汉诗营造自身美学内涵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     

中国新诗创始期的旧中之新与新中之旧——沈尹默《月夜》、《三弦》的重新解读

似乎是传统意象的《月夜》诗，却能于旧中读出新来──“我”的昂扬出场，跳离了旧诗窠臼，正是五四时期张扬自我、标新立异的时代精神使然 ；叠字和虚词的巧妙运用，也把诗的传统意境引入现代语境。完全是新诗写法的《三弦》， 却能于新中读出旧来，其意蕴已看不出任何时代特征；不过其画面的暗示性与激活古诗音节 方面的尝试，却是十分成功的。沈尹默正是首批白话诗人中，无意而又成功地连结了新诗与 旧诗传统之人。     

汉诗英译的策略

在汉诗英译的过程当中,应该充分重视译者的主体性,而译者的主体性,通向译者的创造性。一旦抹杀了诗歌译者的创造性,也就等于取消了诗歌翻译本身。诗歌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诗语再生、再造的过程。散体译诗与诗体译诗以及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作为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将长久地并存于国内外翻译界。     

并非萧条的九十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

９０年代诗歌创作的最大功绩可以用王家新的一句诗来概括：“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即“个人化写作”的真正出现，诗人终于可以在坚持差异中写作。个人化写作的最大功劳是恢复了汉诗职能广泛的本来面目，也有了现代诗的精神，也有利于文体实验并带来文体的进展。它的最大弱点是太无序化，妨碍诗的艺术标准的适度规范即诗的语体、诗体在短时期的有效建立。９０年代个人化写作源于“为生存而写作”的口号。具体为：为安慰自己的生活而写作；为了发表获得名利而写作，初写诗者常常为了发表而有意研究某个诗刊迎合编辑择稿口味而写作，…     

崔致远汉诗创作与唐代社会书写

崔致远是朝鲜公认的汉文学鼻祖,也是朝鲜统一新罗和唐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在唐期间,崔致远创作了不少赠酬诗、送别诗、纪德诗、述怀诗,记录他的生活和交游,并以此抒情写意。同时,他的汉诗还描绘了唐代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崔致远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唐代社会画卷以及中朝文人交流的场景,也表达了其中国情结,至今仍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古体诗新生命论

20世纪中华诗词充满曲折、冲突和变化。集汉语言文字声情意象之美的传统诗词,是中华文化的极品、民族的符号与精神的象征。当它传到欧美大陆,正催生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诗派时,却在国内遭到新文化运动的清算与放逐。尤为吊诡的是,极力反对旧诗的胡适,却终生未能走出旧诗的"阴影",直到1960年代,他还将新写的旧诗转给钮建生,要把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即使在被边缘化的时期,旧体诗词也未失声。大批优秀作品在抗战烽火中荣获褒奖,流传广远。改革开放以来,摆脱桎梏的中华诗词如井喷般蓬勃发展,佳作如林。但是徒具形式的标语口号化现象仍大量存在。如何在接通古诗文脉的同时,进一步接轨当代美学思潮,寻求诗意上的突破,这取决于当代诗家对理论的自觉、对时代使命感的承担以及对才艺的精益求精。我们不能满足于克隆过去的辉煌,而应当直视现实,勇于开拓与创新。要充分体现创作主体的风采,以自己的声音与当代的情怀及表现技巧来诠释人生并提升人文生活的价值。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意象派运动采用文体改良方针的原因及结果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世界诗歌的现代运动的重要部分,也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尽管意象派的激进派进行的"自由诗革命"中有一些激进行为,但其在总体上是反对诗的过度散文化、诗体的极端自由化和诗的语言的极端世俗化的。意象派运动采用改良方针,是由它所处的生态决定的。它在文体及诗体上采用改良方针,较为完美地完成了英语诗歌由传统向现代、英语诗体由律化向自由化的转型。意象派运动没有使英语诗歌产生新旧诗的"断裂",自由诗革命的结果是产生了自由体诗而不是自由诗。     

由诗之言到说之语--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之阐释看其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对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其后期论著中(20世纪30年代以后),诗总是能成为他所要表达之思想的传神之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的几篇演讲或论文中海德格尔关于诗之"语言"乃至全部语言(道说)的沉思,我们将发现,海德格尔不仅洞见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在人们语言观上的烙印:将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工具来使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语言思想:语言是自行道说的,它揭示出了那自身遮蔽着的"存在"(sein).实际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与思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毛泽东的审美趣味

一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整个说来是古典的。古典的即是传统的。首先毛泽东的审美鉴赏集中指向古代传统艺术,据为他管理图书的张贻玖统计,毛泽东读过的中国古代诗、词、曲、赋大约有1590首(篇),包括《诗经》、《楚辞》、汉魏乐府、西晋南北朝、唐末金元明清历朝作品,涉及诗人429位。这是仅据有圈划批注符号者来统计的,“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散失在各地的诗词究竟有多少,一时很难统计”。他虽然不主张在青年中提倡旧诗,但坚信旧诗一万年也打不倒。直到晚     

论日本江户时代以诗为教的道德教育——以汉学私塾咸宜园为例

日本江户时代民间最大的私塾咸宜园通过开设汉诗课程进行道德教育,这种以诗为教的教育模式的形成与江户私塾存在的门人行为放浪问题,以及塾主广濑淡窗的汉诗观、儒学和诗学素养、学问师承密不可分。广濑淡窗高度评价诗教在情操教育中的作用,并在其汉诗中渗透了政治道德、家庭美德、个体品德教育思想,通过汉诗艺术的感召力,直抵人的心灵唤醒道德思考,从而升华人的道德境界。在这一方面,咸宜园在江户时代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咸宜园培养了具备忠孝道德的弟子,一方面有利于维持德川幕府统治,另一方面又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可加以利用的智力资源和道德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