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的抑商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秦汉时期，商人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商业也被称为“末业”。总的来说，商人地位是比较低下的。然而，由于各个时期封建政权的商业政策略有差异，商人的社会地位又随之不断变化。     

康熙朝的裕裸恤商政策

清廷实行恤商政策是在平定三藩之后.为了发展商业贸易,清廷在平三藩战事结束后,把战争期间先后增加的有关销售领域的摊派减免了,同时严禁榷关官吏滥派私征.对满清贵族在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进行惩治.为使商人利益免受侵犯,即使对与吴三桂等人有过商业交易的商人也不过分追究,以免造成消极影响.康熙朝的商业政策,只是使商业经济对封建专制经济起些辅助作用,统治者无意大力发展商业.     

清代凉山彝族地区的商业

清代,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商业兴起、商人活跃的地区,商业曾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时,凉山彝族地区的商品(矿产、笋、木材、蔗糖等)畅销于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外地商人聚集于此,并出现了商人资本的萌芽。为什么清代凉山彝族地区的商业呈现繁荣?商业的繁荣给凉山彝族地区带来了什么影响?为什么有商人资本的萌芽?它的作用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深入研究,有一定价值的。     

清前期国内贸易政策初探

清代官方的商业政策是针对不同的商业人群和商业活动而制定的。其商人按照其经营方式划分,分为从事纯商业活动的商人（行商和坐商）,包买商（既从事手工产品的生产又兼营商品的买卖）,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三类。按照其经营性质划分,分为民商（一般商人）;官商（经营食盐的商人）和洋商（行商）三类。此外还有漕运和海运两种商业形式。清初期政府实施的商业政策主要有“减免商税”;“控制牙行、埠头”;“打击粮贩投机”;“放开非商品性产品”;“放开漕运贸易”等政策。     

商人是非论——商业地位与作用的新视角

对于商业的地位与作用,商学界进行了不少的探讨,但都是从横截面的社会再生产诸环节或国民经济总体来研究。对于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角看商业在制度变迁中作用,却极少涉及。从近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来看,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从封建社会走向市场经济变革的起点。中国历史上的“奸商”说,产生于长期、严重“重农抑商”政策下商业的不发达。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变革年代,必须对商业、商人巨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予以充分肯定,通过大力发展商业、培育新商人,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变迁。     

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从《全唐诗》看唐代的巴蜀商业及商人生活

巴蜀商业及商人的生活在唐代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点。文章主要涉及巴蜀商业和商人的生活两个方面问题，通过运用“以诗证史”、“史地结合”以及现代心理史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来论证这一地区的商业发展和商人生活状况。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论陈亮“农商相籍”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

在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摆脱生活困境,陈亮从事经商活动以自救,并在经商活动中,逐步形成系统的商业思想。陈亮在充分肯定农业重要性的同时,强调重视商业,提出农商相籍的思想,主张国家应采取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保商业正常发展,肯定商业的合法性,呼吁正确认识商人的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保护商人利益。他对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观点提出批驳,褒扬商业精英、楷模。在应举读书的强烈社会文化氛围中,在因经商致富而遭狱事后,陈亮感悟到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不如士人,他再度参加科举考试,以实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宏愿。     

古罗马的商业特征与中世纪自给自足状态的形成

中世纪自给自足状态的形成的根本原因不是日尔曼人的入侵,而是罗马自身商业的衰落。这是由罗马商业的特征所决定的。罗马的经济主体始终是农业,商业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罗马的商业是同战争密切相关的,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商业的衰落;罗马在观念上一直是鄙视商业的,并在后期实行了一系列不利于商业的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商人和商业的瓦解,从而使社会进入自给自足状态。     

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下,江南地方政府在对商业秩序的整治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禁止勒索外地商人,清理地方黑恶势力,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安置失地居民,处理公共事务,官府出面缓和劳资矛盾。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过去我们较关注商人自身躲避商业风险和建立商业秩序的努力,但实际上清代各级政府对商业秩序整治的作为往往是决定性的。     

世博会上小商人的生意经

世博会很大程度上是智慧与商业博弈的盛会。每届世博会，精明的商人必想方设法挤进去，希望从中赚取一杯羹。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试析清前期工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及其表现

本文首先介绍了清代前期的统治者的具体立法思想,着重论述了清代前期工商管理法律制度中“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其次从手工业、矿业、商业税收、商人资格管理、行会和商帮的组织等制度阐述“不与民争利”的具体表现,最后得出清前期工商业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持商业、促进商业发展的作用。     

古代商人阶级的形成及其治生之学

春秋时代，随着宗法制解体，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古代第一个商人阶级相应形成。作为商人阶级的代表，范蠡、白圭等人总结商业经验和规律，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管仲富国之学和孔子富民之学的新的经济理论商人治生之学。它在理论上独特的创新价值值得重视和研究     

明清时期晋商门面设计中的文化情态

明清以来，门面设计作为创造商品附加值的特殊手段一直深受晋中商人的重视。本文试从字号、匾额、楹联、门面装饰等设计元素出发，揭示晋中商人是如何通过商业门面这种独特的语言来宣扬商业伦理道德，渴求社会认同，塑造“良贾”形象的，进而展现晋中商人的价值追求、角色心理与文化情态。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商业服务观念探索

<正> 一、商业服务观念与商业服务规律 我们探索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服务观念必须探索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服务规律,使服务观念反映服务规律,服务规律指导服务观念。只有这样的服务观念才是科学的,才能搞好商业服务工作。 纵观商业服务观念的演进,商业服务观念同商品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业产生在奴隶社会里,奴隶社会的商业服务是为     

突破传统的尝试——民国时期云南凤仪县下关镇的商人节

云南西部下关镇地处内陆,自古就是商业往来的交通要道和多民族聚居区。民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下关镇成立了商会和众多的同业公会,商人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显著。为响应全国商联会的提议,下关商会于1947年和1948年先后组织开展了二届庆祝商人节的活动,此二届庆祝活动是下关商会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做的突破传统商业庆典的尝试,加强了商人的自我心理认同并且在社会各界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滇西多民族地区商人公众形象的提升和商业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