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礼仪用乐探析

汉代礼仪用乐包括仪仗用乐、皇帝和皇后即位仪式用乐、丧葬用乐、养老礼和射礼用乐、遣卫士用乐。仪仗用乐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异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养老礼和射礼用乐体现了先秦古礼和古乐对汉代礼乐的影响。此外,黄门鼓吹可以使用在仪式开始或者仪式结束环节,起到标志作用。宫廷礼仪中出现黄门鼓吹是黄门鼓吹署出现的重要原因。     

汉画艺术中排箫的应用

排箫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随着社会发展,在汉画像音乐文物上表现呈多样化,在歌唱伴奏、乐舞百戏伴奏、钟鼓乐队、丝竹乐队、鼓吹乐等都有着丰富的表现。     

汉代的鼓吹乐

<正> 鼓吹乐是汉代兴起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起源于远古,形成于汉初,兴盛于汉武帝时期,其演奏演唱形式多样,使用类别丰富,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宫廷音乐和军队音乐使用,同时在民间也广为流传,在当时汉代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加之鼓吹乐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与我国现代的民间吹打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探究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间鼓吹乐艺人身份建构与认同

20世纪90年代,民族音乐学研究开始关注“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对民间音乐及其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意义,学界研究民间鼓吹乐艺人大多围绕“乐种和乐社”,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关注较少。以鼓吹乐艺人为例,分析转型期区域群体、专业技艺和管理体制等对民间鼓吹乐艺人身份建构与认同影响,从民间性、专业性与合法性（文化身份）的层面提出鼓吹乐艺人的身份建构与认同策略：加强区域群体对民间鼓吹乐艺人体认,从社会需求层面定位民间鼓吹乐艺人专业技艺发展方向,社会管理层应赋予民间鼓吹乐艺人文化身份。     

论蔡邕叙"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

蔡邕《乐意》称"汉乐四品",而文中有"一曰"、"二曰"、"三曰",而无"四曰"。自《宋书.乐志》始,俱以"三曰黄门鼓吹"一段中的"其短箫铙歌,军乐也"为第四品。历代史志及论乐者皆承之。本文认为"短箫铙歌"属黄门鼓吹。"汉乐四品"中叙第四品的文字已经散佚。本文论证相和乐在汉代已成一部,汉代有专掌相和清商的俗乐机构,又据蔡氏佚文中提到"清商乐",并结合晋四部乐与汉四品乐次序一致并有清商乐这一旁证,认为蔡氏所叙汉乐四品的第四品即相和清商乐。     

千年鼓吹的结晶——《山西八大套》与《西安鼓乐》

<正> 鼓吹乐是我国汉魏六朝以来,传统音乐中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和乐种。一千多年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更替,随着中华民族古老音乐文化艺术的不断兴盛、发展,鼓吹乐也曾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激起过无数绚丽灿烂的浪花。《山西八大套》和《西安鼓乐》是我国传统音乐宝库中的珍宝,是千年鼓吹乐传统音乐宝库中的珍宝,是千年鼓吹乐传流至今的结晶。     

汉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影响

汉初少数民族乐舞《于阗乐》、《棹歌》、《箜篌引》以及《摩诃兜勒》等相继进入汉室宫廷。源于少数民族的鼓吹乐进入中原后,迅速成为重要的宫廷仪仗音乐和军旅音乐。而少数民族舞蹈更是风靡两汉,在宫廷和民间舞蹈中不乏其身影。进入中原的乐器胡笳、胡箜篌等经过发展融合,也均已成为汉代宫廷音乐及俗乐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对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的仪仗用乐试探

我国的仪仗用乐(军乐),渊远流长。据传说为黄帝时岐伯所创建。古代的军乐不但有鼓类、吹类的纯器乐演奏(周时称“恺乐”),还常伴以歌唱(恺歌)。秦代作为仪仗开始应用。汉初称作“鼓吹”,(“鼓吹”一词来源很早,开始并非指一种乐制形式,作为乐制自汉始。)后发展为两个部份:一为“鼓吹”是班壹始创;二为“横吹”,即“鼓角     

汉代“鼓吹”与“骑吹”新论——以出土汉代画像为证

汉代“鼓吹”与“骑吹”的区别是乐府学史上的疑难问题。以出土汉代画像材料为证,“鼓吹”与“骑吹”之所以容易混淆,主要在于它们都以骑载的方式用于道路。骑载“鼓吹”与“骑吹”的区别,应该主要在于前者必须有鼓有吹,而后者则是有吹无鼓。“骑吹”可以视作低配版的骑载“鼓吹”。“骑吹”的出现与骑载“鼓吹”的表演难度有关。     

《山西八大套》考略

鼓吹乐是我国汉魏六朝以来,传统音乐中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的演奏形式和乐种。一千多年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更替,随着中华民族古老音乐文化艺术的不断兴盛、发展,鼓吹乐也曾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激起过无数绚丽灿烂的浪花。《山西八大套》是山西鼓吹乐的代表,是我国影响较大的传统大型器乐套曲。关于《八大套》的历史渊源与变革,史料中未见有所记载,今人亦众口纷纭,其说不一。常言道:“黄河万里,始于昆仑;溪水潺潺,自有源头。”民间鼓吹乐《山西八大套》也象世界上任何民族音乐文化的繁衍发展一样,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有其     

汉代丧礼音乐习俗及其文化背景

两汉时期,民间的乐舞祭祀活动极其繁盛,在丧葬仪式中举行盛大的娱乐性歌舞表演。汉代丧礼音乐包括黄门鼓吹、《挽歌》、《巴渝》嬥歌等,为了营造隆重、盛大的丧葬气氛,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如歌唱、器乐、舞蹈、杂技、俳优等,几乎都被用到了丧葬之中。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已远远超出了寄托哀思的限度,体现了汉代"厚死崇丧"的时代风尚。阴阳五行和黄老学说强调的"鬼神观"与儒家所推崇的"孝道观",是"厚死崇丧"丧乐文化形成并盛行的直接动因。     

汉代散乐、百戏与汉代俗乐运动

对于散乐、角抵、百戏,学界历来多从民间维度进行研究.本文探讨散乐、角抵、百戏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与汉代官方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联系.汉代自上而下的俗乐运动和俗乐官署的建置,对汉代俗乐的发展与流变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唐代宫廷鼓吹乐的用途考论

唐代的鼓吹曲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铙吹部、大横吹部、小横吹部等五部,现存曲目85曲.鼓吹曲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婚葬和夜警晨严等场合.另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项礼仪活动都要使用鼓吹乐.     

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民族音乐文化互动模型的构建——以滇中罗婺鼓吹乐的在地化为例

“罗婺鼓吹乐”作为中原礼乐文化在西南民族地区传播、流变的历史产物,是多民族音乐文化互动交融的地方实践成果。借助扎根理论这一分析工具,研究滇中武定、禄劝等地鼓吹乐历时性流变与共时性传承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出“国家—社会—个体”这一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多民族音乐文化互动模型,为文化互动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也为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南阳汉代画像石刻中的乐器和乐队

<正> 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许多珍贵的乐舞百戏画像,它以写实的艺术手法,真切地再现了汉代辉煌的音乐成就。这些形象化的音乐史料,为我们研讨两汉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状况,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本文仅以南阳汉代画像石中已发掘并确认的乐器为基本,拟就汉代民族乐器的种类、乐队组成情况及其特点等,作些初步探索,以求抛砖引玉,把南阳汉代音乐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说说鼓吹乐

鼓吹乐是中国古代众多艺术形式之一。它的起源是多元的 ,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的。最初的鼓吹乐器有 :鼓、钲、箫、笳、角等。它的应用古今差异很大。过去主要应用于礼教活动中 ,被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如今广泛应用于民间 ,具有极强的渲染气氛的效果     

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中的乐队排列与乐器组合形式

克孜尔石窟保留着大量内容与音乐艺术相关的壁画,几乎占据所有洞窟的一半。石窟伎乐壁画中乐队排列形式主要有中心对称式、零散式和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壁画中乐器图像使用最多的是弓形箜篌,其次是排箫,再次是五弦琵琶,乐器组合形式主要有弹拨乐器与吹奏乐的组合等。克孜尔石窟伎乐壁画在乐队排列上,强调了欣赏主体所需达到要的艺术魅力;在乐器组合上体现了多偏重于弹弦乐器的特点。     

文献所遗的西汉中央官秩

汉代中央官制的秩级文献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但总体而言仍是原则性的。在实物资料中发现有文献所遗的汉代中央官制秩级26条,皆为西汉初年秩级,见于汉简。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汉代中央职官有外乐、诏事、郎中司马等。     

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     

千年唐音鼓乐 民族文化和融——王建墓石刻伎乐群鼓源释

四川成都老西门外有一座高约十五米,直径约八十米的高大土垄,这就是五代前蜀皇帝王建(公元八四七——九一八年)的陵墓——永陵。陵墓中室红砂石棺床东、南、西三面束腰处,刻着一支深浮雕宫廷大乐队。这支乐队共有伎乐24人,其中舞伎2人,乐伎22人。乐伎中有21人手中各持一件乐器,另有一人手持两件乐器。乐器共为23件,按类别划分为20种,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古代乐器的“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仅无土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鼓特别多。从类别划分为八种九件,排列极为集中,差不多占了全部乐器的40％。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王建墓内石刻伎乐使用的乐器会出现那么多的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