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层含义的再探讨

近几年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含义的再次讨论,涉及到两个内容:一是马克思是否作过两种含义的划分;二是两种含义的关系及其对商品价值的决定。对此谈点个人的粗浅见解。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存在两层含义有的文章认为,马克思“没有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划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两种划分。”我认为,我们现在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应该立     

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争论的评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在社会需求异常的情况下,商品价值量是由在最劣或最优生产条件下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是否存在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长达60年的经久不息的论争。实际上,所谓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明的是正常情况下的价值量决定,所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明的是异常情况下的价值量决定,马克思只有一种价值决定理论并且两种情况的分析逻辑一致。本文以此为基础对论争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对所谓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演绎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将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逻辑上的一致性造成不良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历时价值理论：技术进步测度视角

为技术进步测度提供价值论基础,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时间维度出发,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测度中商品价值量决定含有三个关键性命题:第一,商品价值具有与市场均衡条件相应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格以及"冯金华方程"等多种转化形态;第二,商品的共时价值量由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第三,商品历时价值量的决定建立在设定基期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非均衡条件下商品历时价值量的数理表达式,有助于实现采用历时价值测度技术进步。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新探

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第1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Ⅰ),从消费和需求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第2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Ⅱ),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区分了单位商品必要劳动Ⅱ的变化和必要劳动Ⅱ本身的变化,并引入时间因素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探讨了短期波动和价值决定的多种具体情况。认为马克思提出第2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映了马克思试图将其价值决定中外生化的需求因素内生化的一种努力。     

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新释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什么是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     

两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经济效益

<正>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经济范畴,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作过大量的和多方面的论述。他从不同的角度赋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多重涵义。就价值决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决定单位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社会总劳动中按一定比例用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价值决定问题却作了某种程度狭隘的理解,似乎商品价值取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价值决定的全部涵义。回顾我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管理上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问題,究     

出路何在?——对金堂水电设备厂86年企业经营方针的建议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理论中谈到: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的交换依据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生产者,就会在商品生产中获得较大的利益,在竞争中取胜。这就是说,一个企业如能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使本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同行业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     

浅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

把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归结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马克思以前的古典学派中就已有有识之士提出。然而,由于阶级和历史地位的局限,他们不可能对价值量问题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对这一问题的科学揭示,是马克思的历史功绩。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第一次具体、深刻地阐明了商品价值量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定的原     

谈谈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

为了使我国四化建设奋斗目标早日实现,我们应不断加强对于价值规律的认识。通过对《资本论》的研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价值规律的考察是从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的。 首先,马克思从微观经济角度考察了价值规律,分析了单个商品价值的形成,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炼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个问题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生产中衡量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部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经济效益高低的基本尺度。研究和探讨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原理,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论述两个问题。     

“神话”与“人话”——教育学知识论危机的反思

教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要回答的是它的生长点是什么.这关系的这门学科生长的根基.但是教育学既有它的学科逻辑又有自身的内在逻辑,教育学应该是执著于知识的探索还是钟情于意义的发现,从认识上澄清这个问题无疑对"学科迷惘"的释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观点是,淡化本质,突出生成.本质与生成并不是两个相冲突的命题,生成的过程恰恰也是本质无限澄明和敞开的过程.     

介词"save"和"save for"辨义

在广泛语言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大量的例子,从语法形式和语义概念两个范畴辨析了英语介词save和save for的区别.     

实践语境下的“代价”追问——哲学视野中的“代价”问题

当前对“代价”的理解有几种不同范式。但只有将“代价是什么”置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语境下考察,才能彰显其本质性意蕴。“追向”的结论是:代价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的消解也只能在实践活动中进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的难点与改进思路

目前高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难点。惟有真正厘清这些难点,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取得应有的实效。文章指出:应切实抓好针对性工作,改进教学环节,重视社会实践,革新考核体系。     

"诗界革命"中"新名词"地位消长原因之分析

"新名词"从必有到可无的前后变化,其原因有三第一为了争取更多的"诗界革命"的支持者和更广大的读者群;第二出于对诗歌艺术特质的觉醒并维护之的意愿;第三则是由于受到了精神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后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谈《周易》的行为教化作用

《周易》对于人生行为的教化意义,是《周易》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核。以"天人合一"的基本原则对社会人生的敦淳启喻的教化作用,是这种哲理思想的生动的社会显现,也是《周易》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核。《周易》还进一步从道德教化的范畴,提供了一个"圣人"教化的遵循模式。《周易》中的"圣人"明显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所决定的,"圣人"与"天"的和谐一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至善至美至真的境界。此外,《周易》还提出了个人自我道德约束的行为准则。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     

墨子“为民之利”思想探析

尽管对于墨子思想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墨子"为民之利"思想是墨子思想形成的关键原因。《墨子》一书及相关史料揭示了墨子毕生在想方设法为民众着想,其最核心的目标便是实现"国家、百姓、人民"中的"人民"之利。     

“一叶障目”：土司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近年来,土司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碎片化”概念内涵的澄清,有助于土司“碎片化”实质的认识。已有土司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断代性土司研究缺乏“长时段”、民族性土司研究缺乏“贯通性”、区域性土司研究缺乏“整体性”等“碎片化”倾向与表现,应引起土司学界的警觉。只要研究者立足于“总体史”,重视研究内容之间关联性探究,注重史学本位之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就可以跳出“碎片化”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