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语法分析

《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一些语法现象有所认识,注解中有许多解释语法的例子,有对词类的认识,有对词组结构的分析,有对句法成分的认识,有对句式句型的分析。     

宋代理学的逻辑——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察文本

<四书集注>是宋代理学学术的重要载体,朱熹为此几乎付出了一生的工夫.<四书集注>表明,朱熹通过发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一关键论述的深刻涵义,证明了创建宋代理学的首功者当属二程(程颢、程颐),从而揭示了宋代理学成立的历史逻辑.同时,朱熹还从孟子的"性善论"演绎出"四端皆善"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宋代理学的一个元命题.围绕这一命题,宋代理学建立起了它的伦理逻辑系统.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在对《四书》进行注解、训释与阐发的过程中 ,朱熹注意义理阐发而不废章句训诂 ,兼取汉唐以来诸家之长而对二程一派之说尤为重视 ,力求经文本义 ,避免穿凿杜撰 ,力辟佛说而注意吸收、利用其理论思维成果 ,表现出鲜明的治学特点。     

朱熹《四书》次序考论

朱熹晚年曾对《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部的先后次序作过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定 ,充分反映了他的治学观点和“道统”思想。然而 ,这一问题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瓦尔登湖》对《四书》的引用和悖离

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对梭罗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作品体现出与儒家思想的深度契合。然而有西方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非常有限。要厘清这一问题,就需要进入中英文的具体语境进行考察。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共有十处引用了《四书》,分析《四书》原文和英语引文的内涵和目的,就会发现梭罗毫无例外地抛弃了这些儒家语录原文所携带的儒家思想,而是将其改头换面,用来表达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瓦尔登湖》的英语引文和《四书》原文的涵义和目的经常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中国学者往往将梭罗的英语引文默认为《四书》原文,利用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脑补了很多《瓦尔登湖》中并不存在的思想,与只能凭借英语引文的西方学者相比,其结论必然大相径庭。一旦将《四书》引文置于《瓦尔登湖》的英文语境,就会发现梭罗对中国儒家语录的引用,并非为了表达对儒家文化的亲近或认同,而是为了利用中国《四书》古典、异国的情调来达到点缀、修辞和美文的效果。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试论《四书评》中的《论语》评点

《四书评》是一部重要的经书评点著作,其中《论语》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的评点特色。评点者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迷信孔子,有时甚至调侃孔子。评点者在评点《论语》时十分关照现实生活,以古思今,托经言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点者对于《论语》的章法结构和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评点者的文学审美趣味。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与《四书本义官话》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19世纪前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把中国经书翻译为各种西方文字。德国传教士安保罗则是独辟蹊径,对儒学经典《四书》进行了白话文翻译和注释,即《四书本义官话》。其目的是让中国孩子、中国民众更容易的理解和接受他对基督教文化与儒学思想比较分析所进行的思考,更好的实施"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妈祖信仰的海外传播与中日人文交流考论

以海神庇护为核心的妈祖信仰随古代中国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向周边国家传播,自明代传入日本后逐渐形成华侨群体的文化记忆和信仰实践,并在部分地区经本土化而进入日本神道系统。虽然18世纪以来日本的妈祖信仰的社会基础因当地政治环境变化曾一度式微,但20世纪末期以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保护和华侨的助推之下,凭借海洋记忆和实用价值得以复苏并成为中日人文交流的载体之一。当代的妈祖信仰作为特殊的宗教资本,可通过人文交流实现在文化资源、社会服务、民间互信等领域的资本增殖,以拓展中日妈祖文化圈,帮助化解日本社会对华错误认知,培育双方交流的民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