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魏晋文情结

民国文人的魏晋情结发轫于章太炎对魏晋文的推崇,辨名析理的魏晋文深契民国初叶的文化生态,信而好古的章太炎以小学为基础,取法魏晋,获取民族文化重建的能量,他激于时弊而拯衰起敝,盘活了传统文化的现代生机。他的朴学理路,有力冲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也为当下甚嚣尘上的政教功利说祛魅,表达了古雅和存质的文化诉求,隐寓对中华传统之文的再认和重估。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从对传统文学接受模式的批评视角解读章太炎的文学观

中国古代文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接受模式,这对于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是它也日趋显露出僵化和保守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接受模式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章太炎的有关理论为参照,观照历代关于该模式的不同意见,提出对该问题的见解与思考,力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为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学提供新的思维和接受视角.     

章太炎的文学复古与周作人的“文抄公”体

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文抄公"体是对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的复归。章太炎的考据之文培养了周氏作文的求真精神,他提倡小学以达到文学复古的思想又使周氏注重修辞的精确与朴质,这两点构成了周作人的文抄公"体"的主要特征;周氏把章氏的儒家人本主义言说表述为"人情物理"一语,作为"文抄公"体写作的核心价值;"文抄公"体继承了《新方言》借助方言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文化变迁史的民间立场,将民俗作为写作的内容主体。对两者关系的考察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复古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     

论唐君毅的文学观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将中国文学分为八大类;同时,他还认为文学与历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对文学意识与历史意识作一比较,才能了解文学意识的本性;而文学意识的价值意义则体现在其真、善、美三者的结合上.他在对中西文学之比较中,虽然习惯于用本民族的文学标准去观察和评判西方文学,不免带有文学评判价值上的主观片面性,然而他的文学观却有着独到的理论创新、理性判断和审美情趣,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重建中国文学之大传统——试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

国学大师章太炎敏锐地突破近代西方理论体系的制约,有意识地保存中国文学传统的人文特性,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但前人的研究往往对章太炎这方面的贡献认识不足,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念.文章拟从这个角度出发作重新探讨,重树章太炎在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继承和反省了我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念.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受章太炎影响述论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写作,一方面说明鲁迅与章太炎在文学观念上相差甚远;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与深层影响.鲁迅关于文字之观点,以及汉文字与汉文学的内在关联,处处可见受章太炎文字文化论与文学复古思路之影响.但鲁迅从来不是被动性地接受,而是体现出作为一名文学史家的学术主体性.     

论张居正的文学观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作为一位施政者,实干家,他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张居正的文学观念与朝政、治国紧密相连,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在此,从雅正、质朴、实用三个方面来分析他的文学观念,力图对他的文学观念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论伍德罗·威尔逊的文学观

伍德罗·威尔逊秉承基督教长老派思想,站在超验主义的立场反思科学主义,他批判结构主义造成的新迷信,坚持传统的文本解读策略。威尔逊的文学经典三原则维护文学的人文属性,体现出世纪之交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其文学观的时代意义在于用新古典主义重建社会价值体系。     

“前后七子”的诗文复古与明代文化复古思潮

前人论明代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多将其原因归结于对"台阁体"文风及宋元诗文流弊之反动上.实则诗文复古乃是明代中叶兴起的文化复古思潮下的文学变奏.它与"书必篆隶"、"器从旧式"、"官名从古"、"礼从古制"等社会风气以及经学领域的汉学复兴、学术领域的考据学兴起、藏古之家的大量出现等,乃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论章太炎对黑格尔式现代性的批判

众多证据表明,黑格尔是现代性的集大成者。在解放后对黑格尔展开系统批判之前,20世纪初的章太炎便对之持批判态度,成为了对黑格尔式现代性的首击。章氏的批判恰恰发生在真如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对单线进化观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评等章氏哲学体系的关键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章氏现代性批判的面貌。和黑格尔"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构建本体论不同,章氏构建了以真如-阿赖耶识为本体的哲学思想。针对黑格尔哲学实际上成为了单线进步观的哲学基础,章氏从真如哲学思想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等角度对其进行了解构。针对黑格尔哲学还演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强制不同文明统一发展,章氏提出了"不齐而齐"的齐物哲学主张加以应对,为不同文明自身的合法性寻求辩护。然而,由于真如-阿赖耶识体系自身的复杂性,章氏的批评未必是无懈可击的。     

章太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近代阐释

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他从学理上论证儒学不是宗教 ,从革命需要出发指出现实中不能建立孔教 ,言出有据 ,说理有力 ,表现出深邃的学术识断力和现实判断力 ;他提出建立无神宗教的设想 ,尽管不切实际 ,但独辟蹊径 ,自具特色 ,反映了处于传统与现代过渡夹缝中的思想家对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的思考。     

章太炎“国学”之用探析

章太炎认为国学的功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学的革命反满之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学是革命派铭记种姓和激励革命斗志的武器;二是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之重地。章氏无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在其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之时,均戮力进行国学的研究和传承。三是塑造国民道德之用。面对清末民初社会道德沦丧的景况,章氏认为国学是塑造国民道德的恒久法宝。     

章太炎正名思想发微

章太炎是乾嘉汉学的殿军。乾嘉学者以"字"训"名",将正名问题视为语言文字的训诂考据。章太炎承继乾嘉汉学的"正名"思想,并对其作系统地综合。他的正名思想一方面肯定了语言与实在的关联性,承认语言建构实在的积极作用,但反对以名为实,表现出唯名论的理论立场;另一方面他敏感地觉察出了语言所带来的思想魅惑,肯定辨析名相对于澄清思想的作用。章氏正名论内含的哲学洞见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的方法创新

这部《笔记》是新近问世的章太炎著作,从中可以领略章氏学术的特殊结构,也可以窥见近代学术史的嬗变之迹.梁启超曾说,章太炎的方法是清儒正统派的,从《笔记》看,梁氏只说对了一半.陈寅恪曾云,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从《笔记》看,陈氏所云,正是章氏所创.胡适亦曰,章氏方才有贯通的诸子学,这部《笔记》则体现了别一种贯通.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观

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婚恋生活为题材,婚恋视角是其创作的基本视角。借助这一视角张爱玲表达了她对婚恋、亲情、人性等诸多问题极具个性的思考,其小说的主要思想价值也正体现在这种思考之中。基于对张爱玲小说思想价值的关注,本文从经济对婚恋的制约,心理因素与婚恋的关系,以及偶然事件亦即未可知的命运对婚恋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张爱玲小说中体现出的婚恋观进行了探讨。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天下、世界与民族国家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不仅受到西方的影响,也受到传统历史和思想的制约,研究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能仅限于用西方的民族主义类型对之进行分析,还需要充分考虑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需要处理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传统"天下"观念如何同时向"世界"和民族国家观念转变。对章太炎关于种族与文明、排满与种界、民族与国家等三个层面的思想的考察充分地说明此一转变在他身上的表现。     

章太炎反满反帝思想新论

本文全面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论及其由排满到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思想,认为章太炎不是像史学界说的那样,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典型代表,而是当之无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从清宫戏想到章太炎的“落伍”

基于对风行一时的清宫戏的思考,不禁联想到国学大师章太炎,在目前这个汉民族意识式微的年代,曾被当年革命者认为已经落伍的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却很可能对汉民族意识的重新定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