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水平及避孕方法使用趋势

利用中国20世纪60年代到2004年的全国计划生育调查数据,深入分析我国已婚育龄人群避孕水平及避孕方法的使用趋势。结果表明,我国一直是全球总避孕水平最高的国家,避孕方法以长效措施为主。90年代后,主要避孕方法中宫内节育器现用率逐年上升,女性绝育逐年小幅下降,男性绝育逐年明显下降,避孕套现用率逐年递增,口服避孕药、外用避孕药和其他避孕方法呈逐年下降趋势;且避孕方法的选择存在省市、城乡差异。     

影响磐石县人口出生率回升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正> 人口、出生率是某地、某时期出生人口数与某地、某时期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出生率的变动影响人口总量的变动,出生率的变动情况体现人口再生产的情况。因此,研究人口出生率的变动情况、分析其变动原因,对于了解人口再生产情况、评价计划生育工作及预测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都十分重要。人口出生率的变动,受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而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动,则受社会经济、人口政策、文化程度、行业、职业及年龄构成,身体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文化程度越高,妇女生育水平越低,出生人口越少,人口出生率越低,反之,经济越落后,文化程度越低,妇女生育水平就越高,出生的人口就越多,人口生出率当然也就越高。行业、职业不同,生育水平也不一样:脑力劳动者,生育水     

从避孕节育措施的应用看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状况

本文运用1996年苏南地区、皖北地区"计划生育与妇女地位研究"课题调查数据，分析了主动、被动选择避孕节育措施对育龄妇女副作用的产生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育龄妇女的心理影响；此外，主动选择避孕节育措施者的平均避孕失败次数、平均人流次数均明显高于被动选择者。     

影响女性绝育的因素分析

女性绝育是一种安全、可靠、永久性的避孕方法。我国是在1939年开始把输卵管绝育工作作为一种避孕手段实施的,但是在50年代末期以前使用的人数极为有限。在1979年我国政府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计划生育工作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深入到穷乡僻壤,采用绝育的人数迅猛增加。在各种避孕方法中女性绝育占38.24％,仅次于IUD(41.48％),成为我国育龄妇女最主要的避孕方法之一。绝育对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来说,已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确切弄清楚女性绝育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找出影响绝育的主要因素,对于进一步有效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资料和方法 本研究资料取自198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10％的资料,其中在调查时20—49岁已婚妇女39525人,已采用女性绝育方法(输卵管结扎、输卵管粘堵、输卵管栓堵、输卵管银夹)的妇女10878人。     

避孕选择与生育健康——湖南省农村妇女生育健康调查报告之一

1 引言 自70年代后期广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中国育龄夫妇的避孕使用率及避孕方法构成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据国家计生委1982、1988、1992年三次大规模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结果,在全国水平上,有偶育龄妇女(1982,1988)或已婚育龄妇女(1992)的避孕率分别为70.9％、72.1％和83.5％,后者已达到世界高避孕率地区北欧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绝育法的比例由35.4％上升到53.5％,避孕环的比例由50.1％下降到40.1％,而采取“其它”方法(口服、注射及外用避孕药、避孕套、传统避孕法等)的比例由14.5％下降到6.4％。可以说,高避孕使用率及高绝育比例构成了现阶段中国育龄夫妇避孕状况的基本特征。     

对中国县区级计生机构优质服务中社会性别公平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对M县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机构的调查

为探索中国县区级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机构在优质服务体现社会性别公平的程度,对M优质服务项目县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机构进行了2次共9组典型组专题讨论调查。结果表明,在优质服务目标群体的权益保障和责任分担方面,服务领域明显拓宽,社会性别公平程度有了一定改善。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与服务观念的影响,计生机构主要关注已婚育龄妇女的权益和风险,未婚、更年期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健康服务仍然存在欠缺。在两性共同责任分担方面,男性分担避孕生育责任的趋势开始出现,但现有服务资源与规范仍制约着男性参与的程度。     

中国男性绝育现状

迄今,全世界已有5000万男子接受了男性绝育,其中中国为2300万人,约占全世界男性绝育总数的1/2。本文试图扼要地对中国男性绝育现状进行分析,为计划生育政策决策者和项目管理者制定更合适、更有效的项目规划提供参考。根据1991年末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男性绝育现用率约为10.9％,美国出版的人口报告估计中国男性绝育的现有率为8％,在世界范围内处较高水平(见表1)。中国男性绝育术接受者每年以数10万     

计划生育男性参与调查——影响绝育选择的社会因素分析

计划生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要及时地给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经济而又简便易行的避孕节育措施和方法。在中国广大城市和农村,对于已生育孩子的育龄夫妇来说,绝育手术已成为调节生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证明,男性绝育方     

中国生殖健康方案的推进和已婚育龄人口避孕模式转变——ICPD 10:避孕方法的医控模式和自控模式有变化吗

避孕节育是生殖健康极为重要的内容。文章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至2001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和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分析了已婚育龄人口在避孕模式上的时空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在已婚育龄人口的年龄、子女数和生活的不同区域环境等方面避孕模式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在我国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低生育水平下的避孕模式以及推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后已婚育龄人口的避孕模式,特别是医院控制的避孕方法与自己控制的避孕方法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必要进一步改善生殖健康服务的技术服务等。     

甘南州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的调查

为了了解甘南州八县(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和服务的现状,调查了八县(市)的计划生育服务站和363名已婚育龄妇女。结果显示:药具管理人员均为兼职;育龄妇女的避孕方法以IUD为主,占55.27%;育龄妇女接受随访和计生药具知识培训的比例较低。应加强计划生育药具提供者和使用者的知识培训,加强咨询和随访。     

两种人工流产率计算方法的比较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评价避孕有效程度和计划生育工作水平,常以人工流产率的高低作为考核和衡量的指标之一。目前国内有关计划生育统计资料通常采用期内人工流产人数与期内出生人数之比值,即按出生数:人工流产数=100∶X的比例式求得比值,以此表示人工流产的比例,或是用人工流产与已婚有生育条件的育龄妇女之比,即:     

生育率与避孕方法需求的相关分析

近20年来中国生育率的普遍下降,是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避孕知识及方法的普及密切相关的。宣传普及先进的避孕方法,提供使用避孕方法的服务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量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分析现有避孕方法使用模式与生育率之     

中国孩次生育概率影响因素的多层次分析

本文根据１９９２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有关育龄妇女生育数据和村级社区资料,收集被调查县经济和省的生育政策数据,运用多层次Ｌｏｇｉｔ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社区、县级和省级四个层次研究影响农村育龄妇女个体生育水平的因素。结果表明,除年龄因素外,农村育龄妇女不同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大差别。低孩次生育概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孩次的增加,社会经济对孩次生育概率的作用逐渐减小,并且在县级和社区级的误差项逐渐增大,这说明育龄妇女高孩次生育概率的影响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用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来解释。随着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水平的降低,高孩次生育的影响因素研究应主要从文化因素上去考虑。     

中国妇女的生育模式—孩次递进分析的结果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时期总和生育率虽然不受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但因未考虑育龄妇女的孩次构成,故当生育率较低并波动比较明显时不能准确地反映妇女的生育水平(查瑞传,1984,Feeney,G.等,1989,杨书章等,1991),而考虑了妇女的孩次构成,用时期孩次递进比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均优于用传统方法计算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主要是以控制妇女终身生育的子女数为基础表述的。因此,孩次递进分析对于准确评估妇女的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工作状况及其地区差异有     

养育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男性育儿日益普遍,子女数量增加将挤占男性劳动时间,带来工资收入损失。与此同时,男性也承担更多的育儿经济责任,经济压力可能推动男性努力工作、赚取更多收入。那么养育子女数量究竟对男性工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是“父职惩罚”还是“父职激励”？为回答此问题,本研究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一孩性别为工具变量,探究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子女数量每增加1个,男性工资收入增长6.1%,即子女数量越多,男性工资收入越高,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子女数量增多不仅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数量,如增加额外工作量,进而提升工资收入,还促使男性提升劳动供给质量,如提高工作效率、进行职业向上流动,从而实现增收。第三,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在户籍、地区、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差异性,相较于农村户籍群体,非农户籍群体面临的经济负担更大,他们获得更高工资的动机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非农户籍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更发达,东部地区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子女数量对东部地区群体的收入提升作用...     

中国已婚育龄人口避孕行为的转变:1988～2001年

文章利用中国1988年和2001年生殖/节育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t模型,深入分析了此期间已婚育龄人口避孕选择模式的变化、区域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在1988~2001年间,避孕选择始终是以男女性绝育和宫内节育器为主,已婚育龄人口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宫内节育器的可能性越大,反之选择男女性绝育的可能性大;农村选择男女性绝育的可能性增大,城镇选择宫内节育器的可能性增大;选择避孕套的可能性增大;东、中、西部的变化趋势一致,但幅度差异显著。这与中国育龄人口的避孕节育意愿有较大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其差异很可能与计划生育服务质量有关。     

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避孕模式变化分析

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重大调整,其对生育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避孕是生育的中间变量,通过对避孕模式变化的深入探究可洞察人群生育取向的变化趋势。流动人口中育龄人口比重大,避孕方法使用率高,可能有较为明显的政策效果辨识度。文章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交叉分类的分层结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解决一般线性模型的共线性问题,探讨流动育龄妇女是否采用不可逆避孕方法的影响因素并描述其动态变化。研究不仅探讨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区域(主要从政策角度)层面因素对流动妇女避孕模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察了可能存在的时期与队列效应,即政策效应及作用人群。研究发现中国流动育龄妇女采取不可逆避孕比例随年龄下降而减少;不同出生队列避孕方法选择存在差异,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较大的1976-1984年的出生队列更倾向采用不可逆避孕措施,而年轻队列主要使用短效避孕方法;时期因素对流动人口避孕方法选择的效应最为明显,主要体现在生育政策调整后不可逆避孕的使用率大大降低,对未生育的或已育一孩的流动妇女的避孕模式有显著影响,子女性别构成在短期内并没有改变性别偏好对避孕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避孕方式的改变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影响的结果,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其有深刻影响。     

1988年中国妇女未避孕率研究

中国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避孕药具生产和供应改善,计划生育手术质量提高,避孕知识宣传不断普及深入,避孕组织工作日臻完善,采用避孕措施的人在已婚育龄妇女中的比例逐步上升到70％左右,从而使中国育龄夫妇的避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还不发达,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有一部份人想生较多的孩子,不愿意采用或不愿意过早采用避孕措施。本文试图阐明当前中国育龄夫妇不避孕的状况,阐明经济、社会诸因素对未避孕率高低的影响,以便为计划生育部门更有效地提高避孕率,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依据,为科研部门深入研究未避孕率打下基础。     

社区发展对中国农村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检验了农村社区发展程度与家庭规模(或子女数)之间的关系.文章讨论了某些发展指标对家庭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发展水平影响个人对家庭规模的选择,其中一重要因素是对男性后代的偏好,表明了中国农村地区相当缺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推进计生管理现代化

江苏省如东县计生委自１９９３年开始，运用微机管理计划生育，建立了育龄妇女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由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的转变，对促进计生工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１．立足现代化管理目标，完善信息系统。首先，县计生服务站将全县３１万多名育龄妇女的有关个案信息全部输入微机，分别建立了育龄妇女数据库、子女数据库、动态数据库、历史数据库，并在工作实践中结合计生管理的需要，对信息系统进行了完善，突出对育龄妇女的避孕节育全程服务和生殖保健服务，增加了有关接收程序，设计了专用查询。其次，规范了育龄妇女…